层引发了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和争夺人才的一场大角逐。

    或许正是熊大缜从天津化缘得来的无线电台向延安报告了“破获熊案”的“喜讯”。当无线电波变成滚烫的电文，在某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时，洞察秋毫的毛泽东大为震怒，他把桌子拍得山响，腾起的尘埃在6月的阳光里像雪片般飘荡。他或许想起了窦娥冤，想起了六月雪，但他想得更多的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这个远大的目标，必须要吸收众多的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加入民族解放的洪流中。但是，眼前的这个案件，竟一下子牵扯近200个学生，学生出身的毛泽东凭常识判断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立即找来保卫部门负责人，责成许建国同志和北方局的同志重新审查熊案。这段历史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张方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到有关的一些记载：

    这件事，后来的情况是：张珍同志在案子结束后，就调到党校学习去了。他学习完毕，路过神南见到我们时，曾对我讲过：“熊案”的做法传到延安，传到党中央后，毛主席听后大为震怒，说：怎么能这种搞法！于是就派了许建国同志专门处理这件案子，这才发生后来出现的乌云散去、重见光明的局面。

    毛泽东的震怒还因为“熊案”的制造者煞有介事地援引熊大缜接收的香港特务组织的电文，他们所谓的这个特务组织就是资源委员会。这封电报正是叶企孙滞留香港期间给熊拍的报平安的内容，但这封电报也成了熊大缜里通敌特的一项罪证，他们一口咬定这是一个特务组织，叶企孙是这个特务组织的负责人。

    毛泽东实际上早就知晓这个所谓的“特务组织”。作为蒋介石的政治对手，当蒋秘密成立这个组织时，毛泽东即已通过白区工作的同志了解到了蒋的真正意图。

    1932年5月，一份名曰《独立评论》的刊物在北平悄然面世。刊物的主要发起人为清华、北大的一些著名教授，如翁文灏、蒋廷黻、丁文江、任鸿隽、胡适、吴宓、傅斯年等。这些教授学者大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又有归国以来从事高等教育的经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均属领军人物。发起的清华教授多出自理学院，北大教授多是文史家。由于当时国难频仍，内忧外患，学者们一反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开始研讨中国的出路。这大概就是《独立评论》创刊的初衷。胡适率先在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建国问题引论》，因触及了学人们最为关心的国家问题，一石击起千层浪，立即引发了一场大辩论。胡适的观点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统治，提倡民主与自由。而丁文江、蒋廷黻却认为中国缺少民主土壤，外国的花在中国养不活。因此，他们主张“新式独裁”，即“科学的专制制度”，一种能使政府机关、工业和国家教育系统现代化的“专家政治”。丁文江说：“在今日的中国，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我们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要不然只好自杀或做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了。”丁文江的话颇能代表那个年代一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20世纪30年代，建设怎样的国家、如何建设固然重要，但在这个预设下，谁都要考虑磨刀霍霍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危险的存在。形势不允许抒情和浪漫，拒绝空想主义和玄想主义，因此，常常挂在嘴边的民主与自由，突然失却了往昔的充盈和饱满，一下子苍白起来。遥不可及的民主政治制度仿佛天边的云彩，虽然炫目，但不真实。真实的现实和存在就是蒋介石的政权。在经历从幻想到幻灭的苦闷之后，大多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更加实际的顺从态度，以委曲求全的代价期许蒋政权在拯救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能取得成功。

    他们说：好的政府固然是我们所需要的，而没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如果现在的权力中心轰然倒地，那结果只能使我们原本破碎的国家更加破碎，原本紊乱的局面更加紊乱。为了不让原本脆弱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