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脆弱，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们决定放下清高孤傲的架子，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只要蒋政权能在短时间内让国家强大起来，什么自由和民主，什么个人价值和理想追求都可以暂且不谈。于是他们希望通过参政的途径，以自身的努力给政府决策以积极的影响。他们提出“政治不能留给搞政治的人去搞，它需要经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工程师、化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参与”，在国家危难之际，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要与政府站在一个旗帜下”，同心同德对付凶恶的外来敌人。

    知识分子们微妙的心理变化被蒋介石准确地捕捉到了。他原本是看不起知识分子的。他的眼里只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特别是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他奉行一党专制政策，对颇有微词的知识界采取打压政策，在大学院制存废问题上与学界泰斗蔡元培闹得翻了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可以说与中国知识界宿怨颇深。他的政府中绝少专精的学术权威，也少有饱学的文化伟人，而中国的知识界和教育界又成了反对政府反对他的发源地，这些都使他头疼光火。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倘若利用得好，就会一洗之前与文人交恶的坏名声，赢得他们新的尊重。作为一位国家元首，他渐渐知道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们不只会在剑上镂刻花纹，还会改变剑的构造，使它更加犀利。

    《独立评论》引起了他的注意。

    丁文江等人的观点颇得他心。

    “新式独裁”的理论在他的眼前像春夏的植物一样生长起来。学有专长的专家们讨论国事，在他们的辨析中，未来似乎清晰可见，它们一节一节呈现在他的眼前，几乎触手可及。他知道该要什么样的国家模式了。

    他有些喜欢这帮知识分子了。

    他把丁文江、蒋廷黻、翁文灏等人的文章捧诵再三，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一个一个约见他们，池月品茗，清风吟诗，有时小酌，有时玄谈，无拘无束，宛若亲朋。与文人为朋的姿态，是他事先设计好的。作为政治家，也作为国家元首，这样的身份需要周密的算计，以达到丰沛的预期，又有辗转的空间。因为他拥有君王般的无上权力，这样的约见，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交换”的实用规则。你给我出治国安邦之策，我给你封疆大吏；你给我江山美人，我给你金银财宝。可与这些知识分子交往下来，蒋介石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纯粹”二字。他们太纯粹了，透明而洁白，干净而温润，少有个人的私欲和要求。与他们在一起，蒋介石意识到自己的复杂和卑微。他们几乎什么都不要，他们只要祖国。他们唯念国家的富强和民族昌盛，别的几乎无所求。有些时候，蒋介石在不经意间给他们以暗示，希望将这种历史上的交换规则在他们身上延续下去，以求自己内心的满足。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不给自己这种机会的。翁文灏甚至说：“政府和制度会来来去去，而针对特定国家民族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比对任何有关政治形式的争论更为重要的事。”看看这些人把自己的位置摆放得有多高！这种穿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目光，倘若与之直面相对，是多么的令人不快，但它却如此犀利澄澈！想想这种傻傻的文人追求，有时不快会随风而逝。与他们交友，自己收获的是江山，而他们收获的是问题，就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去吧！

    中国的问题多多，但是最大最迫在眉睫的是国防薄弱问题。这是一项计划庞大的系统工程，解决起来需要扯动方方面面的人才。在与丁文江等人多次交换意见之后，蒋介石看问题的眼光终于有了改变，他的目光开始锁定在晚清政府当年庚款留学学成归来的那批“海归”身上……

    这大概是清朝政府转赠给他的最丰厚的一笔财富。

    也就在这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