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怪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诬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情。据此，除分函军事委员会外，相应函请查照转饬为荷。此致

    行政院部长朱家骅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此函写有三种签注或批语：

    1.拟转电朱彭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并切实制止嗣后不得再有此类事情发生，以维法纪。荣，一、二五

    2.拟存。x一、廿五xx东廿五

    3.电朱彭。一x，廿五：明，廿九节

    从这份函文的附件及批注看，这份文件是以抗议书的形式通过军事委员会的渠道送达边区政府的，此件既给朱德、彭德怀，想必中共高层应该悉数全知了。冀中区的“熊案”事件此时早已平息，熊大缜已经死去半年有余，毛泽东的文章以决定的形式业已传达，面对这份迟到的抗议，中共只能沉默是金了。然而这种受人诟病的事实，连累党的名声并损害党的利益，不知制造“熊案”者作何感想，或许这正是他们的目的？

    作为国民党政府上层人士的朱家骅，他的本意是否真心为熊大缜和平津学生解难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着意渲染甚至故意夸大其词这点来说，他却完全配合了蒋介石与毛泽东争夺知识分子的政策。毛泽东在他的文章里就说，“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在“争夺”这个词前面再加上形容词“拼命”，其情状之急迫就可想而知了。朱家骅此函所称张方受刑最惨，可谓捕风捉影，他的断手之祸缘起于一次雷管爆炸而非刑讯，说他“四肢全断”完全是无中生有。事实上他是被捕学生中唯一没有受“逼、供、信”的人，因为被捕前他的右手已被炸坏，锄奸团因此放了他一马。这些不太准确的信息也说明冀中学生中的确没有为国民政府做事的所谓特务人员。朱家骅所得的信息估计是从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而来，而办事处的信息来源估计是与此案有关半年后脱离冀中回津的某个人。总而言之，熊案传出后，被国民党政府很好地爆炒了一把，让蒋介石得意了一回；另一方面，却使中共的边区政府陷入了一时的被动。

    叶企孙知道熊大缜被捕的消息后如五雷轰顶。他的心境与朱家骅全然不同。熊大缜、阎裕昌曾是他朝夕相处的学生和形同手足的兄弟，这种揪心之痛外人是很难体会的。他立即给朱家骅拍去一封电报，恳望朱家骅帮助调查并从中斡旋，以政府的名义给此事以帮助，好将熊大缜等解救出来。朱家骅于1940年5月2日回信称：“受刑甚重，生死未卜，当日以揽北平青年学生号召力强，工作亦佳，致延异常嫉妒……”云云。朱斯时对“熊案”似乎已没有了兴致，他并没有倾力继续追寻下去，他回信透露的信息还是熊未死之前的情况。但这个信息给了叶企孙一个错觉，那就是熊虽陷囹圄，但生存的机会仍然很大。于是，在尚未确切得到熊大缜死讯的那些年里，他从未停止过营救熊大缜的活动。

    1940年3月16日，叶企孙去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五次评议员会议。临上飞机前，他特意找了梅贻琦，求他想想办法，看能否找到中共驻重庆的高层代表，将“熊案”的来龙去脉当面说个清楚，以期通过中共高层对冀中军区施以影响，将熊大缜予以释放。梅贻琦给予了全力配合。叶企孙所说的中共在渝的高层，实际上就是周恩来，梅和周恩来都是南开校友，也都是张伯苓的学生。现在，张伯苓因避战乱暂居重庆，和周恩来同在一城，从师生之谊中寻找营救的渠道，这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梅贻琦是否修书致意张伯苓，我们不得而知，但张伯苓确实很热情地接待了叶企孙，并同叶共进早餐，这些在叶的日记里均有记载。在会议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