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这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鉴于华北时局，命令清华、北大、南开3所大学合并为一所临时大学在湖南长沙复课。这首歌的上半阕，为我们提供了那段历史的大致线索。

    1937年8月末的一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伫立在湘水一侧，仔细打量着面前有着尖顶教堂的圣经学校。他身后站着一排人，他们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等。就在这一天，这个以梅贻琦为主任的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完成了校址的勘定工作。

    1937年10月25日，临时大学正式开学。典礼时，原来担心3校合并，学生济济一堂，教堂将会人满为患。岂料这天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3校加起来也不过百人。台上的校长们脸色凝重，教授们心急如焚。但是，这等惨淡困顿之态，联合大学也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12月13日，在联合大学刚刚开学一个月之后，南京沦陷，战火再一次逼近长沙，梅贻琦呈请学校迁往昆明的报告被批准，联合大学不得不又辗转西南，再次感受丧国失家之痛。

    1938年春，一部分教授先行赴滇。同学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女生和体格不好的男生，经粤汉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滇；另一部分有200余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

    说是旅行团，实际上是一次军事行动一样的长途拉练，在历时68天，徒步走完3500华里之后，他们于1938年4月26日抵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各路师生会合。

    1938年5月4日，奉命改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自此，清华大学开始步入一段奇异的发展历程。

    在这个非常时期，梅贻琦先生以一名“船长”的身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一次会议上曾这样说：“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承担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战时联大的教育非和平时期的大学教育，好在梅贻琦一变往日“无为而治”和“寡言君子”的面貌，以雷厉风行、务实果断的作风很快打开了局面，联大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一些停办多日的学术研究项目也很快发展起来，比如说清华的特种研究事业。

    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始于1934年夏。

    1934年，正是叶企孙推荐吴有训继任物理系主任这一年，由于少了具体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他的肩上有了些许轻松的感觉。就在这时，梅贻琦又把办特种研究所的担子压给了他。委以重任的理由很多，一是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与许多特种研究项目相关联；二是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对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反应敏捷；三是他有明确的科学救国目标，了解中国国情，能搔到痒处；四是他有极强的责任心和协调能力，能服众；当然，还有梅贻琦对叶企孙的个人情感，有类似“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信任。

    在叶企孙的率领下，清华的特种研究事业在战前便已获得长足的发展。

    当西南联大诸事尘埃落定之后，1938年9月，梅贻琦再次呈文教育部，请准许继续开办因战争中断的研究所的工作，考虑战争时期国防需要，特请求将原来的3个研究所扩充为5个，即再增加金属、国情普查两个研究所。

    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