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冀中军区以怎样的理由搪塞了熊大缜被杀事件。但是，毛泽东似乎对冀中区的排斥知识分子事件耿耿于怀。

    熊大缜死后不久，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

    毛泽东在文章里这样写道：

    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吸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办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一连用了5个“不懂得”奉送给那些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人，其口吻是极其严厉和严肃的。他对冀中“熊案”是持怀疑态度的，对他们的做法是不满的。他号召“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当然，对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要加以清除，但开展清除工作必须“依靠真凭实据”。他特别提出“不要因此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毛泽东或许已经知道了熊案的真相，因此他才如此有的放矢，字字句句如子弹射中靶心。

    每每捧读这篇文字，笔者都觉得这是一篇写给熊大缜的祭文。倘若熊公有知，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了。

    然而，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对“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这样的事件往往疏于追查。有人因诬告而升迁，有人因构陷而高就，他们一律戴着“左”的面具，六亲不认，不讲人性，似乎只有“党性”，这些人就是康生一类的人。他们是康生们的社会基础。这类人和毛泽东批评的“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工农干部是不一样的，“恐惧”和“排斥”不会加害于人，不会让人死于非命。他们这类人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康生这类人利用革命队伍中五个“不懂得”的人，大售其奸，给革命带来严重的伤害。这些人实际上是什么都懂得的，正因为他们懂得，才会迷惑和蒙蔽许多“不懂得”的工农干部。也正是这个缘故，冀中军区1939年的“熊案”事件，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因为没有问责制度，没有追踪省察，在历次运动中，总是出现坏人整好人，反革命整革命者的怪现象。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

    叶企孙知道熊大缜被拘的消息大概在1940年初春左右。时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公函”的形式发给叶企孙一份公函——

    兹抄送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马电，函请查照为荷。此致

    叶企孙先生

    附抄原电乙件

    其所附抄件如下：

    据天津市执行委员会许惠东马电称，近据确报，熊大缜（熊大正）于九月被捕，手铐脚镣。与彼同解边区政府（者有）：罪名系日本特务汉奸（之）刘维（即楚x浦）、张方（化学系）、李琳（技术大队长），李猛（贸易总局长）及熊君所介绍留存一百八十青年，均同时被捕。有押于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其中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