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顾功叙把队伍移师松辽，经过大规模勘察，终于找到成油构造，遂定名“大庆长坦”。1959年国庆前夕，一号井、二号井打出油砂，三号井发现有工业价值的油系，于是，著名的大庆石油大会战自此拉开序幕。

    1992年元旦，原石油部部长康世恩与翁文波不期而遇。康世恩挥笔写下了“寿比奥陶更长”的条幅送给学长翁文波。说来也巧，康世恩也是叶企孙的学生。他于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一年后升入物理系第十二级。康世恩后来没有南下昆明而是参加了革命，离开了清华。

    这又是一支叶家军。从原国家石油部部长，到功勋卓著的翁文波、顾功叙、傅承义、李善邦、秦馨菱，到战斗在石油科研战线的清华物理系校友黄树棠、顾振津、杨光庆、钱绍新、陈祖钧、熊光楚、张庚骥、邹光华、雷海如、赵文津、章家骥、聂馨五、钱宁、袁学诚、李庆忠等，这支深受叶企孙科学救国精神影响的队伍在建设新中国的年代里，用他们的忠诚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卓绝千古的正气之歌！

    叶企孙在重庆的日子里，还办了一件家事。

    有诗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天，叶企孙收到了来自上海家中大哥的来信。关山阻隔，河山破碎，可是这封信仍然执拗地穿过战争的硝烟，出现在叶企孙的办公桌上。大哥信中谈了家里的情况，尤其是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战争一来，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孩子上学困难。现在小儿子（叶铭汉）正上高中，他的两个姐姐已经上完高中，正准备报考大学，但现在这样的情势，去哪里上学呢？想来想去，只得求助三弟了。

    叶企孙脑海里浮现出大哥的样子，这是一张温和而注重修饰的脸。与二哥不同，大哥知道努力，知道工作，知道养家。他的婚姻提升了他的生活质量，嫂嫂娘家经营着一支不大不小的江上船队，所以他们家的日子还算富足。但是战争来了，嫂嫂娘家的生意做不成了，哥哥在政府里担任的职务也停了，家庭的收入没有了，孩子的学也没地方上了，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差了。他眼前浮现出大哥着急的样子，心里隐隐刺痛了一下，他有些难过，为了家里，为了大哥，也为了无助的孩子们。

    他很快修书一封，让大哥放宽心，说孩子上学的事情由他来办。他说让孩子们接信后即刻启程，并随信寄去一张路线图，告诫他们，必须按图上所标的路线走，要不就会发生问题，不是被日本兵抓走，就是被土匪绑票。

    叶企孙的信是1942年春天的晚些时候到达上海的，不知什么原因，直到10月份叶铭汉姐弟仨才按照叔父的嘱咐踏上西行之路。

    叶铭汉曾回忆道：

    我们从上海坐船到了九江，然后又到了南昌。在南昌我们等了一些时候，主要是有人专门做护送去内地的生意，我们给钱，他们负责送我们通过南昌日本人的检疫站。等人多了，似乎这一票够本了，他们才送我们秘密通过封锁线。我们在南昌趁着暗夜上船，到了吉安。然后又坐汽车过井冈山，经过衡阳，到衡阳又坐火车到桂林。我们在一个叫金城江的小站下了车，又换上大黄鱼（烧木炭的汽车）去贵阳，从贵阳又到昆明，最后才算来到重庆。我们这一路走走停停，走了三个多月。一路上风餐露宿不说，还充满危险。我那时才十五六岁，因是男孩子，还得照顾两个姐姐，记忆最深的是通过南昌封锁线时，地下偷运的人要我们把家庭背景告诉他们，到重庆找谁，有什么背景，我没有如实告诉他们。记得和我们同行的一个女孩子去重庆找他父亲，她父亲在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这个女孩子如实告诉了他们，结果她随身携带的钱物都被勒索走了。因为有她这条大鱼，我们都沾了她的光，她破财免灾，我们也获得了偷运人的悉心安排，这样才得以通过封锁。我们在从桂林到贵州的途中，还遇到了日本飞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