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穿着一件褪色的灰布长衫，坐在那里望着窗外，一望就是一个时辰，一句话不说，一动也不动。本来，已过天命之年且无儿无女的他早已习惯了这种孤独，习惯了在空旷的房子里枯坐、冥想，但是最近这一段的时光却使他倍感生命的枯燥。他并不在乎大家对他的批评，但他不明白清华大学的治学思想为什么要受到批判！为什么一些人会因为一己好恶而不顾国家之前途？为什么众所周知的道理会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叶企孙不明白！

    叶企孙到北京大学后，由于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表现，已不可能再让他担任什么行政职务了。而这恰恰合了叶企孙的心愿。他在这一时期专心教学，只在1953年一年就教过光学、地理专业普通物理，气象专业普通物理、大气光学等等。能够把自己的所知传给后人，这对于那时候的叶企孙已经算是一种奢望了。

    1954年9月，叶企孙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叶企孙当选为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并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委员，还任北大物理系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主任。

    这些教学之外的光环，原本是他不愿接受的，然而对失去信任许久的他来说，它们的到来却为他平添了继续工作的动力。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磁学专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快使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扎下根，叶企孙又一次开始了艰苦创业。叶企孙一生重视实验工作，从事磁学教学也不例外。他把当初创建清华物理系的经验和精神又一次投注到了北大的磁学工作中，并亲自指导磁学组的实验和教学。当时磁学实验室只有40平方米，由胡国璋先生具体负责，但叶企孙从实验设备、运转到工作情况事事亲临，关心备至。对于刚刚毕业的助教，叶企孙更是精心培养。在他的心里，一名教师的教学水平决定着他的学生的知识水平，而他的学生的知识水平又决定了下一代学生的知识水平，只有严格要求每一位教师，中国的教育才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所以当他的第一批磁学专业学生成为他的助教的时候，叶企孙再一次表现出了他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卓越和独到。这从他当时的学生、我国最早的磁学专业毕业生戴道生身上可见一斑：

    我毕业后在磁学组任助教，叶企孙就要我负责建立一套sucksmith环称，用来测磁化强度，他亲自指导我和徐诚同学来完成这件工作，从原理到实际设计方案都认真问过，完成后还对应用效果进行考察。由于张之翔先生在1955年后调去教大学物理，除了实验室的工作外，叶先生还要我准备开“磁分析”课，这是对磁性材料基础和实验技术要求较高的一门课，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叶先生经常要我去他那里汇报准备情况，对我所遇到的问题和疑点，耐心讲解，具体帮助，亲自为我查阅参考书和资料，指出要注意的关键。在半年备课过程中，我在磁学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

    叶先生对年轻教师很严格，也很关心他们的成长，在教学和科研方面都很重视，认为不搞科研只教书不能成为专门的好教师。因此，在我开始助教生涯的第一年，叶先生就要我去科学应用物理所（在东皇城根，现在物理所的前身）跟潘孝硕先生研究ni-au合金的脱溶和磁性问题，每周去两天。这样，我既要教实验（中级物理课三段），又要准备讲课，同时兼顾科研，工作量很大，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2点，连星期天也极少休息。记得当时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刚发表，要求青年人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我们都在下午进行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叶先生对此很拥护，认为年轻人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胜任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养生经验，他身体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