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李约瑟来中国收集有关中国科技史的资料时，他尽心尽力协助。但毕竟是外国人为中国人修书，叶企孙终究意难平。他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外国人尚且如此，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我们在古汉语上的优势要比他们大许多，在全面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文化方面要优于外国人。他因此表示要写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科学史。他一直作着这方面的准备。从抗战开始，每到一地，他就注意收集有关科学史方面的资料，诸如善本绘事，图影典籍，甚至实物遗存。解放后，他每个星期天不变的规律就是进城到古玩行书店、旧货市场去淘宝，寻找有关科学史的蛛丝马迹。成立科学史组之后，他煞费苦心，购来许多参考书籍，李约瑟来访时看到这些藏书后大加赞扬。另外，他还认真培养科学史研究者们的专业素养和治学态度，为日后修史作准备。他主张一定要把中国科学史放在世界范围内去考察和研究，妄自菲薄和妄自尊大都是不对的。书写科学史是一份严肃神圣的工作，不是抄抄写写，人云亦云，罗列编织，错了也不负责任，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席泽宗回忆道：

    叶老对国内报刊上出现的大吹中国第一和首创的做法不满。他认为古人由直观和猜测得到了一些东西，有些虽与现代科学的发现有吻合之处，但二者不能等同，不能一下子就说我们早了多少年。因为古人在说到正确的同时，也说到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恐怕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而且，这种原始的东西，如果在外国古书中去找，也不一定没有。因此“世界第一”不能随便说，必须把中国科学史放在世界范围内仔细研究才行。

    1956年3月李约瑟和王玲、普拉斯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天文钟》（见《科学通报》1956年6月，第100-101页），其后又将它扩大成为一本专著，轰动一时。此文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近代钟表的关键部件（卡子）起源于宋代苏颂于元祐七年（1092年）制成的水运仪象台中的锚状擒纵器。此文发表后，我国研究机械史的一位专家立即说他在文章中也注意到过苏颂的贡献。叶老看了他的文章以后说，这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并没有把它的重要意义说出来，李约瑟之所以能抓住要害，是因为他与熟悉西方钟表史的专家普拉斯合作。因此更加强了他搞中国科学史必须了解外国的观点。1966年春天，他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开讲世界天文史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可惜只讲了埃及、巴比伦和阿拉伯部分，“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文革”后期，他从狱中出来以后，又在家中给个别人讲过近代物理学史。

    叶老认为，一个研究单位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上。1955年冬，我要到紫金山天文台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拿通知给他看。他看见日程上多是学习和介绍苏联天体演化学，很不以为然。他说不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漫无边际地学习别人，流于空谈，没有意思。紫金山天文台应该结合自己的条件，多作些观测和研究才是最重要的。我到南京把叶老的意见传达给他们，台领导都认为很对，其后他们在工作中也确实有贯彻。对于科学史的工作，他认为不能只是抄抄写写，罗列一大堆资料而没有自己的见解；也不能人云亦云，错了也不负责任。写文章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篇文章30年以后还站得住，才算过硬。任何时代都会写出很多东西，但能作为珍品流传下来的只是极少数。叶老确实是严格要求，我每写好一篇文章请他看时，他先要问是科普文章还是学术论文。科普文章一概不负责修改，并且劝我少写，他认为天文界搞的科普太多。若是学术文章，则要逐字逐句斟酌，往往连其中数字都要重新算过。他对数字非常注意，有时告诉我，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数字消息，我去查时并不能直接得到，发现是经过他推算后得到的。（席泽宗《叶企孙先生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