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是一份在科学、哲学界颇有影响的杂志。由中科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主办。主办人之一的于光远，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兼该组组长。于光远原名郁钟正，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与钱三强、王大珩、戴中扆（黄葳）等系同班同学。于光远改行之后，仍与清华大学理学院的学友们保持着紧密联系，也正是他的这种在科学、哲学两条战线都有专长的角色，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了微妙的“平衡”作用。叶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在思想领域内维持“平衡”的结果。

    这同样是需要胆识的。

    当时社会上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高教部也转发了《毛主席谈话纪要》，毛泽东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在中央，更是因有了康生、陈伯达这样的“阶级斗争专家”而鸡犬不宁。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对“大跃进”、“共产风”等做法表示异议，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产物，而对任何东西强调过头就会违反对立统一规律和自然规律，因此他提出“对立统一，合二而一”这个概念。康生将杨献珍的这些本属思想理论上的争论定性为“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主席”，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将其囚禁8年之久，仅在中央党校受到株连的就多达154人，自杀2人，社会上受株连的则不计其数。这些惨剧就发生在于光远的身边，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是很容易被康生之流抓住“把柄”的，像他发表自己老师的这篇文章，在那个年代，毫无疑问会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就会出现“株连九族”的危险。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是毛泽东常放案侧的一本杂志，因为这个缘故，备受世人瞩目。毛泽东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讲过这份杂志，讲过他在这份杂志上看到的各种文章。他是一位思想家，他喜欢思想探险，大概他游历过太多太多思想的峰峦，有时也喜欢到自然科学的领域去探访一番。这个领域对他是陌生的，神秘的，而且是极富挑战性的。他曾给在苏联学习的儿子这样说道：“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龚育之《自然辩证法在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89页）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钟情跃然纸上。但也正是这种看重，使他对《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格外留意，并且常常从中引出诸多联想。这种联想不仅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灵感，比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样的神来之笔，更多的时候还是用在了他的关于社会革命的尝试中。他发表关于原子论猜想文章时，正是他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推行的时候。1965年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科学界、哲学界围绕毛泽东谈话讨论专辑之后，文艺界紧接着就开展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它们相互映照，成为呼应“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序曲。

    这样一份牵动人们敏感神经的杂志，叶企孙先生能在其上以一位真正科学家的姿态完美谢幕，应该感谢他的学生们——据说除于光远之外，还有编务龚育之、许良英、范岱年以及后来的何祚庥、罗劲栢等，他们均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或是叶先生学生的学生。

    叶企孙晚年治史，与画家齐白石“衰年变法”时正好同岁。然而，齐白石余年重新抖擞，成就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崇高的地位。而叶企孙的余年，终究是出师未捷，以悲剧收场，这似乎是他晚年最大的不幸。

    早年写《中国算学史略》时叶企孙就说过，“精译之作，俟诸异日”，为中国写一部高质量的科学史，是他多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