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已从镜春园搬到校园外的一个公寓二楼的一间屋里。他坐在椅子上，多年不见，乍见之下，竟认不出来了。他的气色比过去差多了。他告诉我，他的腿走路很困难，是被红卫兵打的。他拉起裤管给我看，他的小腿仍然肿着。我看了心里很难过，他问我的情况……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叶先生。（张之翔《回忆叶企孙先生》，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03页）

    1972年5月31日，北京大学党委对叶企孙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撤销其专案审查，去掉监视控制手段，不再限制人身自由，准其搬回北大公寓，恢复其原工资。不久，叶企孙又请回了跟随他多年的周师傅。

    从1968年4月到1972年6月，长达4年的囚徒生活宣告结束，叶企孙恢复了自由。

    但是，因是“敌我矛盾”性质，当他的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归国后向北大提出要看望叶企孙的请求，均遭拒绝。

    在一些人眼里，叶企孙仍然是敌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敌人。

    戴振铎因没见到恩师，怅然而归，回去后托人给先生带了一册他刚刚出版的书籍，以感谢叶师对他一生的教诲。叶企孙收到后，回送了一册他亲自用红笔圈点眉批过的宋词和他的近照。戴振铎说，1943年他出国留学时叶师曾送他一双象牙筷子，现在这3件礼物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1974年夏季，曾与叶企孙在清华和哈佛先后同学的郭殿邦听说他的弟弟郭会邦要到北京出差，从美国来函一再叮嘱郭会邦一定代他找到叶企孙，以致深切思念之情。郭会邦是1932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上学期间曾受到叶师的接济和多方关照，他理解大哥的心愿。

    郭会邦来到北大。站在偌大的北大校园，却有“烟波江上使人愁”之感。他在北大校园多方打听，竟没有人知道谁是叶企孙，这让郭会邦深感吃惊，以叶企孙那样的大名，那样一位桃李满园的教育家，怎么可能没有人认得呢？郭会邦心中隐隐感到了不祥。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忙上前打问，没想到那个年轻人竟惊愕地查问他与叶企孙是什么关系，还以警惕的眼神看着他。为了找到叶企孙，郭会邦只得以实相告：“我是从南京来的，想看看久未谋面的老师。您知不知道他住哪里？”那个年轻人往后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郭会邦：“你不知道他是国家的罪人？”说完便摆手而去。郭会邦站在原地，似乎经历着“游园惊梦”。所幸又遇见了一位老人，上前试问，得到老人指点，来到叶先生所住的院落。但郭会邦仍然不能确定叶师的具体住所，便在楼下徘徊。这时候一个孩子在院子里玩耍，郭会邦就问他：“你知道不知道这里有一位叫叶先生的？”“不知道。”那孩子边玩边看着郭会邦。看到郭会邦失望的表情，那孩子天真地补充道：“不过这里经常有一位老人在院子里散步，走路一瘸一拐的。”郭会邦听到这些，立刻来了精神，连忙说道：“我要找的可能就是他，你……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住在哪儿？”

    在孩子的带领下，郭会邦终于找到了叶企孙。

    眼前的情景使郭会邦十分惊愕。空荡荡的屋子里，叶企孙独卧床上，面容憔悴，衣衫陈旧。看到有人进来，叶企孙吃力地把头扭转过来，迷茫地看着郭会邦。当听到郭会邦自报家门，并说出他的大哥是郭殿邦的时候，叶企孙苍老僵硬的脸上出现了微微的笑意，似有所记忆。郭会邦坐在那里，看到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清华人物此时竟是这般境遇，心中似被谁揪了一把，很是心酸。叶企孙看着郭会邦，吃力地想从床上下来，由于他的脚肿得已经穿不上单鞋，竟穿了一双老棉鞋！他艰难地移步，摇摇摆摆地走到郭会邦跟前，由于双脚不能支撑，叶企孙重重地坐在了郭会邦旁边的椅子上。郭会邦忙上前帮他，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