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主义方针。指出在全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个别的国民党军阀有接受我们宣言的可能”。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可能”，“在个别地方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号召一切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分子同我们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他认为：“对这种国民党军阀，我们是不怕同他们订立反日反蒋的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不是关起大门来表示自己无产阶级的纯洁，而是经过这种协定来更进一步的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他嘲笑“自命清高、否认一切这种妥协的可能的‘左’倾幼稚病者，往往把这种谈判当儿戏，或简单的‘玩把戏’”。他严厉地指责道：“这除了表示出他们对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一窍不通以外，没有别的。”

    张闻天“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主张，对“左”倾幼稚病者的尖锐批评，并没有使他们将大门敞开。“福建事变”爆发以后，他们不仅不作有力声援，不去推进联合，积极配合，反而进行揭露、批判，采取诋毁、排斥、打击的策略。

    “福建事变”爆发之际，正是中央苏区反第五次“围剿”战争遭到重大挫折之时。“福建事变”使得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包围圈的东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如果红军同十九路军真能联合起来，不仅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必将破产，而且可以对南京政府构成直接威胁。所以，“福建事变”爆发之后，蒋只好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迅即从“围剿”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蒋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这就大大分散了“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打乱了蒋原来的军事部署，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然而，博古和刚来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却没有利用这个机遇，他们不同十九路军直接配合，争取主动，粉碎“围剿”，他们不听在北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的建议，也不采纳总政委周恩来的主张，而是忠实地执行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团的指示。他们没有指挥红军东出侧击“讨逆军”，反而向赣江方向活动去攻击永丰地域的敌人堡垒，企图越过赣江，进逼南昌。张闻天得知红军西调，立即提出“反对”，主张红军应该东调援助十九路军。张闻天认为，只有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我们才能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军委采纳了张闻天的建议。然而，等到这时才把红军东调，为时已晚。当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于1934年1月4日到达沙县的富口地区待机时，“讨逆军”已经进入福建腹地，“侧击”之机早失而只能“尾随”了。而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之下内部发生分化，福建人民政府已呈颓势。1934年1月9日十九路军参谋长到瑞金求援。1月13日，维持了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解体。

    第四，“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开始之前和失败之后。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毛、洛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决战”。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三、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在4月28日放弃广昌。广昌战役的失败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确主张，推行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结果。

    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提出了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