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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同毛泽东王稼样一起走上长征路
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承认错误,反过来给张闻天扣右倾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的指责,当即予以批驳,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运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大炮轰击,兵力又大大强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说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作声。关于这次中革军委会上博洛争论的情况,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并据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其实,军委大多数同志是赞成洛甫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事后,博古曾找洛甫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思,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二人不应该闹磨擦。张闻天无意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对这种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洛甫呢!

    “毛洛合作”发展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第1卷第8期上。以后毛、张的行踪在上时有披露。由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毛泽东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时去国外,在20年代两人未曾会面。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上海期间,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苏区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总的说来不仅不尊重,而且还排斥、打击。张闻天在文章中、在会议上同样采取这种态度。他在1932年4月4日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写成的那篇批评所谓“党内机会主义动摇”的社论中,否定毛泽东在反“围剿”中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认为是“浓厚的等待主义”;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认为“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提到“泽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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