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同中共苏区中央局10月上旬宁都会议作出的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是一致的。张闻天这些错误主张和做法，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方针下势所必致的。不过，当时他同毛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没有什么嫌隙。

    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如上所述，毛洛二人，在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毛洛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路线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经过这次全会，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担负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旋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第81页注6。在行动上，张闻天当然还是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这样，从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泽东在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

    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泽东合作、尊重毛泽东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移交工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从以下几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发展的进程，以及毛洛之间的关系到长征出发之际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

    ①洛发表毛的调查报告，并与毛合著《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六期连载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是毛泽东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发表。不仅如此，洛还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洛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毛洛合作”的一个标志。

    ②在广昌战役问题上，毛洛一致采取反对态度。

    前面已经提到，在博古、李德准备组织广昌战役时，洛毛一致反对；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洛在军委会上激烈争论，毛是支持洛的。广昌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