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一层，而“毛洛合作”则前进一步。

    ③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在“云山古寺”的坦诚交谈。

    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洛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堂屋一侧厢房住毛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洛的房间。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1934年9月，毛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洛甫打电话求助，洛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

    长征出发时，洛毛两人之所以能倾心交谈，根本原因，是他们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广昌战役失败后军委会上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在这之前，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闽赣省已经做了较长时间的巡视检查，刚刚回到瑞金。完全没有必要再派一个中央领导同志前往。所谓去闽赣“巡视”云云，完全是博古他们把洛甫实际上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

    洛甫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巡视工作进行了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这时，洛甫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高级干部的去留，都已由“最高三人团”决定。在组织人事方面，洛甫有权能做的事，只是提出中央政府随军转移的中级干部名单，交“最高三人团”批准。当时担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瞿秋白，被“最高三人团”列入“留”的高级干部名单之中。瞿秋白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表示希望“走”。张闻天深表同情，随即向博古陈情。博古一点没有商量余地，硬是以病弱为由把瞿秋白留了下来。洛甫在延安整风时写的自传中谈到此事，说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洛甫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泽东的心里早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毛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洛差得多。毛从于都回到瑞金已经是10月初了。

    这时，洛和毛都住在“云山古寺”。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现在又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俩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洛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洛毛之间这次坦诚的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长征征途的前夕，进入了一个称得上是战友的全新的阶段。

    张闻天发表动员长征的“战略社论”

    长征出发前夕，在1934年9月29日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了一篇张闻天署名的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社论发表后，红军总政治部立即发布“政治指令”，要求全军根据这篇社论就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董必武在1936年写的回顾长征的文章《出发前》中，称它是“一篇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他和何叔衡是读了这篇社论后，立即意识到红军即将进行战略转移了。这篇社论，实际上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宣言书和动员令，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概括，标志着张闻天的思想已经跃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比较自觉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反对“左”倾路线的高度。它清晰地说明，张闻天已经完全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桎梏，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完全合拍和一致，走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边。

    红军战略大转移的决策，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