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洛王征途上的交流

    长征出发后，“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忙于指挥战事，把“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放在一边。长征开始阶段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不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讲述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的随意交谈和充分讨论，使毛洛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趋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中央队三人团”这个集体，及其长征出发后的一路交谈，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就此专门写了一章。他以西方人的机智和幽默，为这一章拟了一个标题：《担架上的“阴谋”》。张闻天也十分重视“中央队三人团”的作用。不过，他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以东方人的深沉和睿智，采用了富有哲理的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时，“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过了老山界以后

    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恨不得把根据地所有“家产”全都搬走。从兵工厂的机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的电线，更不用说各种文件、档案和中央金库的金银财宝了。用驮子和挑子组织起来的运输队绵延好几里。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

    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因为同“南天王”陈济棠的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敌人布置在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西征的红军已经失去了原定的到达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陷入了困境。“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乎丧失了指挥能力。博古一筹莫展，有时还用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划。军事顾问李德老发脾气，不但不认错，还把湘江战役的惨败归结于没有及时执行他的决策，认为是意见分歧延误了战机。见［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印刷，第120—121页。

    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感到，对中央的错误领导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1934年12月4日至6日，中央红军翻越地处湖南、广西交界的逶迤苍茫的老山界，即五岭之一的越城岭，进入苗族聚居区。部队暂时摆脱了追击的敌人，张闻天同毛、王一起，开始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用张闻天日后的话说，“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