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博古也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13日），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对李德、博古的批评，首先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与突围西征的军事指挥的错误上。他们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红军本应运用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一部分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而李德等人却否认这些成功经验，采取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打阵地战的办法。开始时实行“全线出击”，在敌人进逼下又变为“全线防御”，致使敌人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得逞。他们批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惶失措的逃跑，西征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一路避战，对孤立疲惫之敌也不主动反击。

    过了老山界后行军途中一路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亟待解决的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指出，李德、博古坚持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这个方针是错误的。

    通道“转兵”

    在红军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蒋介石已经识破了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战略意图，在湖南洪江、藏江，贵州石阡、铜仁、松桃一带集结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设了四道防线，形成一个大口袋，等红军去钻。在这样的情势下，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他们在12月9日给各军团首长的命令中重申“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硬是要往这个口袋里钻。参见罗明：《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载《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张闻天了解到战局的这个重要变化后，立即找到毛泽东，告诉毛敌人的部署，商量解救危局的对策。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在去湘西的路上老蒋已经设置了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经丧失，建议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934年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县城县溪镇。12月12日，在县溪镇的恭城书院举行了中央领导人的紧急会议——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

    李德全然不顾变化了的、不利于红军的情况，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所处地区推进。李德提出：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印刷，第124页。他在此处说的到达黎平之前的“一次飞行集会”即指“通道会议”。这实际上是自投罗网，把三万多红军往虎口里送。

    会上，毛泽东首先坚决反对李德的方针，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同洛王商量后提出的，张闻天当然坚决支持，强调应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博古作会议总结说：看来，只有照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办，放弃去湘西的计划。中革军委即于当晚19时30分发布红军于13日入黔的命令。但是，会后李德仍固执己见，否定多数人的决定，重又命令各军团仍按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行动。经争论，中革军委于14日又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