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跳出敌人设下的包围圈。所以，遵义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同意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

    博古作报告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同上。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博古在解释为什么不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地保卫苏区时，虽然也说到了一些主观上的指挥上的错误，也不曾明显地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但是，实际上他过分强调了客观的困难。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博古的分析，实际是用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关于军事方面，他没有把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进行回顾、总结。

    张闻天作反报告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张闻天列举事实说明反五次“围剿”的失败和退出苏区西征途中遭到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违反了过去红军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

    张闻天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据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此刻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而与周恩来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毛泽东的发言和会议的进展

    由于到目前为止，遵义会议记录没有找到。张闻天的提纲和依照提纲所作的“反报告”以及张闻天作“反报告”后的会议情况，毛泽东、王稼祥等的发言，虽然其基本内容都包含在《遵义会议决议》之中，但没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非常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党史征集、研究部门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一件珍贵的文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以下简称《传达提纲》）。这份写成于1935年二三月间从威信到鸭溪行军途中的重要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传达提纲》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