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A，指李德。

    陈云当年所作的这段权威性的述评，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张闻天的“反报告”是他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后拟定的，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拿的那个批评错误军事路线的“提纲”，以及毛泽东、王稼祥在会上发表的“意见”，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根据现有史料，在张闻天作“反报告”后，会议继续进行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以下会议进行情况主要依据下述材料：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1982年）；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83年）；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1985年）。

    首先，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说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毛泽东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来指挥红军。周恩来态度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周恩来曾经分析过自己在遵义会议上与博古的态度不同的原因，他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博古是会上被批评的主要对象之一，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态度。他也并非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但受认识的局限，他在报告和发言中，“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挥上，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