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陈云的《传达提纲》中说他“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是恰如其分的。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公开反对“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了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别人都围坐在长桌子四周，独有他坐在房门口。他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他表示“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议过程中，他还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这种恶劣态度并没有阻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对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大人物”的错误进行正确的批评和果断地作出结论。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并没有因为李德的严重错误与恶劣态度而影响他在红军队伍中发挥他能够发挥的作用。李德在陕北也曾检讨过自己的错误，并提出“请国际讨论我的错误，并做出必要结论”。李德1937年12月22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检讨。据会议记录。但他离开中国以后，终其一生都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晚年还写书为自己辩解，编造事实，把遵义会议歪曲为派别斗争，发泄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不满。

    遵义会议的胜利

    遵义会议就“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展开讨论。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中央书记处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电（1935年2月28日）。会议指出：“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这就分清了反第五次“围剿”与长征第一阶段中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指明了军事指挥上路线的错误。同时，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遵义会议决议》。××，指博古。华夫，即李德。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遵义会议决议》。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

    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