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据《1997年3月22日杨尚昆和刘英的一次谈话》，载《百年潮》1998年第6期。参见杨尚昆为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一书写的《序》，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会议关于“取消（最高）三人团”的这一项决定，不仅撤销了博古对军事的指挥，而且正式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此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中央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一起团结斗争的结果。在这中间，“毛洛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此，毛泽东多次给以肯定。毛泽东在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会上曾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毛泽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张闻天延安整风时写的《反省笔记》中，对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和自己的贡献，也曾作过评价。只是对自己贡献的评价太过谦虚了些。他说：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和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现通称《延安整风笔记》。《遵义会议文献》编者胡乔木节录《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收入该书。引文见《遵义会议文献》，第79—80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样的历史评价是客观公正的，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