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大胜仗消灭敌人”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了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充实连队与加强连队的战斗力，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而“缩编”，“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还正面阐述了关于“经常转移作战地区”、“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的运动战的作战原则。所有这一切的贯彻实施，为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奠定了精神与物质基础。

    此后，张闻天为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继续做了许多工作。他曾专门向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指出：现在我们地方工作的政策也要改变。打土豪时，不要扫地出门，只没收部队需要的东西，如粮食、钱财等，部队不需要的东西一律不动，也不要破坏，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李坚贞：《我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3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3月初，二占遵义以后，中央军委在天主教堂内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都出席会议。传达后也进行自由发言，有的同志高兴得流泪。宋任穷：《忆红色军中的长征干部团》，见《中共党史资料》第20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6—47页。

    后来，张闻天在礼州向九军团干部作报告时，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5月19日张闻天在礼州天主教堂内作报告。见林伟：《“战略骑兵”的足迹》，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加强对白区工作领导，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也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方面。《遵义会议决议》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为此作出了安排。

    1935年3月5日，张闻天等接到红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告知上海中央局派人来联系，说：上海中央局、共青团、工会和特科组织“均受极大破坏，干部牺牲很多”，工作完全坍台，望中央注意与之联系。任弼时给中央的电报（1935年3月5日），转引自《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按：1935年2月19日夜，国民党根据担任过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叛徒李竹声、盛忠亮（即盛岳）的告密，勾结工部局，进行全市性的大逮捕，上海中央局和文委等领导同志三十多人被捕。张闻天随即代表党中央派他的得力助手潘汉年（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前往上海，一方面设法恢复上海党组织和工作，一方面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改名杨涛，化装成不法商贩，编入一帮被红军拘捕的贩卖“云土”（云南出的鸦片）的商贩队伍中间。潘同这帮人很快混熟，策划他们一起脱逃，红军并不追赶。他们对这位“杨涛大哥”感佩异常，一路护送，所经关卡，通行无阻，直到贵阳。在那里，潘汉年通过党的关系，转途柳州、梧州，经香港到达上海。潘汉年派出的时间和契机，据黄启钧：《关于一九三五年陈云、潘汉年前往共产国际的经过情况》，《党的文献》1990年第2期。

    另外，在4月17日渡北盘江之前，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要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做白区工作。张闻天提议由他自己前往，大家都不赞成。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昆明之际，中央曾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部长陈云回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想从昆明走，不果而折回。陈云在《我的自传》（1940年7月10日）中说：“到昆明时，中央决定派我去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