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昆明走，不果，折回红军中”。转引自《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过泸定桥以后，5月31日，张闻天主持中央常委会又议此事，决定派陈云、罗迈（即李维汉）到白区工作。6月初，张闻天同他们二位谈话，说明白区工作很重要，中央拟派他们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59页；陈云：《关于泸定桥会议》（1985年2月），见《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后罗迈因中央另有安排没有去，陈云则在6月七八日红军攻占天全、芦山后，随军到达天全县北面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只身悄悄离开。陈云由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护送，并故意让一个被红军扣留的国民党天全县教育局长溜掉，让他与假装躲避红军外逃的陈云、席懋昭相遇后结伴同行。这样一路顺利通过检查，经天全到了那个教育局长的荥阳县城的家里，后经雅州（今雅安）抵成都。陈云带着刘伯承的信，找到刘伯承在成都美丰银行任职的朋友。陈云托他给上海章乃器（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汇去请章转交上海地下党的活动经费，并托人在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化名刊登一则“遗失私章”的《廖家骏启事》，向中央发出平安到达成都的信号。陈云离开成都后经内江直奔重庆，又持刘伯承亲笔信找到刘在重庆开中药铺的弟弟刘叔禹。在刘叔禹家住了十多天，登上民生公司的轮船直航上海。据《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陈云传》的作者所据材料为：陈云：《我的自传》手稿，写于1940年7月10日；陈云的一次谈话记录，1940年7月22日。

    8月间，陈云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先期到达上海的潘汉年接上头。上海地下党在1935年2月和7月连遭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潘汉年与陈云先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潘汉年参加了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陈云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10月15日，就在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号共产国际总部的会议室里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俄文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报告》。史平是陈云的化名。中文版发表于《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题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收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