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竟致电前敌总指挥部，要求“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陈昌浩、徐向前商议后，即向中央报告。张闻天即于9月8日晚召集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等在周恩来的住处开了一个非正式的会议，据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记录中毛泽东的报告。细致冷静地分析南下、北上的利弊。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由七人联名致电劝告张国焘执行北上方针。

    9月8日晚22时，由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七人联名的电报发出，力促张国焘北进。电报文辞十分恳切，开头说：“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电报将“弟等仔细考虑结果”一一条列陈述，指出“右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而，“务望兄等深思熟虑，立下决心”，“改道北进”。并告以行动计划：“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电报最后说：“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真是一片至诚，溢于言表。

    危急关头

    对于8日徐、陈传递毛、张、周、博、王意见电报和七人联名电报的透彻分析，热忱期待，张国焘全然不顾，一概不听。9月9日，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周、张、博、毛、王，依然以种种困难为借口，反对北进，鼓吹其“乘势南下”的主张。

    更为严重的是，张国焘于9月9日发密电给陈昌浩，背着中央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电内容据1937年3月中共中央会议记录中毛泽东的发言，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译电员送交这封密电的时候，恰好陈昌浩在会上作报告，讲得兴高采烈。他没想到这是张国焘给他的一封密电，示意坐在旁边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先阅。叶剑英一看电文，立即敏锐地洞察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和危害中央的阴谋，遂机警地离开会场，赶到巴西党中央驻地报告。对叶剑英这一功绩，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给叶剑英的致敬信写道：“长征途中，您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阴谋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为党立了大功。”他第一个遇到了毛泽东。毛随即用铅笔将密电抄录在香烟壳纸上。叶带着密电仍旧返回会场。

    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刻找张闻天和博古商量对策。他们三人一致认为事态十分严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已经绝无可能，继续滞留下去将会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张闻天和毛泽东、博古三人很快赶到三军团驻地阿西，与在那里治疗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即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并通知已经率红一军团北上进至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

    会后，立即分头秘密布置脱离险区的行动。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了任务，叫他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道北上。张闻天叮嘱他，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密。李维汉接受指示后，立即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64页。

    脱离险区

    9月10日凌晨两三点钟，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一起率领三军团、红军大学离开危险地区。军委纵队各单位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