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新策略

    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新的革命征程的出发点。摆在中共中央和它的领导人面前的，有三项互相关联的重要使命：一项是巩固、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自身能够生存下来并得到发展；再一项是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担负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又一项是战胜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反党分裂活动，引领二、四方面军完成长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团结、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和红军统帅毛泽东密切合作，为完成这三项历史使命作出了贡献。

    1935年秋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

    在这年夏季，日本侵略华北的行动急剧升级。5月，日本借口中国破坏《塘沽协定》，要求中国铲除华北抗日行动，撤退军队及国民党军政机关。6月到7月，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订立《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全部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去职；中央军、东北军撤出河北；宪兵第三团南调；河北省内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与秘密机关一概取消；禁止河北省境内之一切抗日活动。照此办理，实际上把非武装区从冀东各县扩大到了整个河北省。6月底，察哈尔省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又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换文方式订立《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境内的国民党机关，解散抗日机关和团体，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撤退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按照这两个卖国协定，国民党嫡系力量基本上退出了河北、察哈尔两省。1935年9月，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又发表声明，鼓吹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联合自治”。10月，日本内阁又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图谋把整个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1月，日本侵略者嗾使汉奸殷汝耕在北平城东40里的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成为被日本操纵的一片敌伪统治区。接着，日本又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接受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妄图在北平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名义上仍归南京政府管辖，实际上就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翻版。华北主权断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当其时，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及时地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这一战略转变的序幕。

    1935年10月1日，张闻天在甘肃通渭时，就已撰文指出：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和行动“将引起国内外各种关系的变化”。英美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正在加剧，群众中正酝酿着反抗日本侵略的怒火。文章宣告：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应该更高地举起反日、反帝的旗帜，团结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民众在自己的周围，开展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以保卫中国民族的独立与领土完整。”见《察哈尔事件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吞华北》（1935年10月1日），载《前进报》第4期，署名洛甫。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在这里休整期间，张闻天于10月22日、27日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及时地提出了历史大变动时期的新的战略任务：把保卫和扩大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据会议记录。这篇发言以《长途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二）。

    接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哪些环节、运用怎样的策略来实现停止内战，进而转变为直接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

    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