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和南京谈判”、“与蒋联合”的方针，同共产国际上述“政治指示”精神、方向以至基本策略是一致的，但是，对蒋介石及他代表的南京当局“估计还是不足的”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这主要表现在八月政治局会议在确定放弃“反蒋”方针实行“与蒋联合”政策的同时，仍然倾向于采取把蒋“击塌”，使其“瓦解”、“破产”的“倒蒋”政策。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得到8月15日“国际电报”以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与性质认识更加明确了，对南京方针就“完全转变过来”了。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接到“国际电报”后采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对已经起草好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作必要的补充后，立即于8月25日发出。这封公开信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新内容。

    这封信义正辞严地指出，“九一八”以来，日寇乘虚而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中华民族的目前，这完全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错误政策招来的。“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这封信称蒋为“蒋委员长”，承认他对国民党五次全会政策所作的新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又对蒋认为目前“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牺牲］并未达到最后关头”的说法提出批评。信件列数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中国的公开走私……直至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事实，说明“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强调“集中统一”，这封信一方面承认当前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一方面指出“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信件尖锐地揭露，连年不绝的内战与不统一，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造成的。“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同时，信件又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作为“现代国家”“集中统一”的纲领。在信件中，中共中央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使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宣布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实际上对南京方面“八月来信”中提出的统一条件作了公开的具体答复。

    这封信明确地提出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它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信件向国民党尖锐地提出：“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