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结论之后，张闻天最后又明确指出，要依据这次会议议定的内容，形成三个文件：一、公开宣言，二、秘密信，三、秘密文件。

    会后，张闻天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致力于落实这次会议决定，实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8月12日，洛甫、张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八位政治局成员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八月会议的重要决定。电文见《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04页。关于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策略方针，电文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电文提出“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等，并说明“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张闻天等人的这份电报是传达八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第一个文献。

    接着，毛泽东、张闻天即起草文件：以书信形式发表的“公开宣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致国民党书》的起草，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在中共七大会上发言说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页）。吴亮平在1981年12月6日同萧扬、张培森和笔者谈话，说“是张闻天同志起草的”。连庆浦在1981年12月4日同萧扬、张培森谈话，也说“是洛甫同志起草”。她说：我于1936年6月底到杨家园子，那是洛甫同志的驻地。几天后，去保安。中央在保安住定后，洛甫同志的文电就要我抄写，因为他觉得我写的字较好。后来我的工作定在中央机要科，任务就是抄报。洛甫同志起草的文电经我抄写的很多。《致国民党书》是洛甫起草，拿来让我抄写的。这里面有“贵党二中全会”等字样，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向刘英请教。刘英说，当时重要问题闻天都同毛主席商量，商量后写成文件、电报。文件、电报张写得多些，但重要的写后都给毛看过，经毛修改。张很尊重毛，许多重大问题主导意见是毛的。写《致国民党书》的具体经过我已记不清了。按当时情况，像这样的文件很难说是哪一个人写的。如果张起草了初稿，也必定请毛修改过。和“秘密文件”《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8月下旬，正是在文件已经起草但尚未定稿的时候，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这份电报当时简称为“国际电报”或“政治指示”。1986年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首次公布。《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中译文。收到时间“8月下旬”据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该电说“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国际电报”认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际电报”指出：“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