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关于上海问题，24日的信中通告：“最严重和急迫的就是他们要在明（二十五）日举行带一二百资本家游街示众，市委劝阻无效”。为此，中央决定给上海市委和北京赴沪红卫兵发紧急指示制止。26日的信中提出：“鉴于各地医院领导不少瘫痪，院中红卫兵对专家医生打击面过大，大家一致主张支持华东局的意见，并且认为医院红卫兵要做到自动取消为好。”

    为阻止红卫兵的一些过激行为，并避免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周恩来还以中央名义起草电文，指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要他们转告“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及在沪的北京其他红卫兵组织，立即结束在沪活动，返回北京。

    尽管青少年无知、狂热的行动使得周恩来负担加重，日夜操劳，他仍丝毫不减对后代的极端负责和真诚爱护的情感。9月9日，他直接与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绝食学生代表通电话：

    “我一直在等待你们！你们没吃饭、没治病，我怎么能睡觉啊？你们提出的问题都好商量，你们有权提出要求。有些是马上可以办的，有些要经过中央讨论，我不能马上回答。你们不吃饭，我们心里不安。在毛主席的新中国，怎么能绝食呢？我们不责怪你们，而是劝导你们。光凭这个热情，会得到你们所不希望的后果。你们要求把问题提到毛主席面前，要他考虑。你们从一方面看，他要从全局看；你们是从一个时候看的，毛主席、党中央是从整个历史看的。很多问题不像你们想的那样简单。你们的要求，我接过来，但不能马上回答。这24位同学有意见，完全可以派代表来京面谈，我可以派飞机把你们送来。你们赶快治病，再不吃饭，我们心里就不安。”

    从第二天起的半个月内，周恩来一连4次接见西安绝食学生代表，耐心做他们的劝导工作。

    周恩来不仅自己带头做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还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丢掉“怕”字，放下包袱，到群众里面去，亲自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劝阻违背政策和法律的极端行动，以体现党对运动的领导。同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还商定，为抓紧研究有关社会政策问题，先由各有关方面负责人组织收集材料，进行研究，提出问题和初步处理意见，而后报毛泽东和党中央批准。

    周恩来亲自向红卫兵宣讲解释党的政策，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致认为解决了很多思想问题和政策问题”。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大量传抄、翻印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周恩来的讲话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周恩来的地位、声望，尤其是他入情入理、循循善诱、平等待人的讲话风格和处处体现出来的广博的知识、宽阔的胸怀，使许多青少年深受教育，得以启示。以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后与东城区、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组成“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为代表的一些学生组织，就是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下，逐步有所觉悟，开始怀疑或抵制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言行，并对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