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红卫兵运动”造成的一系列后果，周恩来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地、正确地认识党内矛盾的性质，进而把握和处理好对所犯错误干部的政策问题。

    还在8月间，周恩来在谈到工作组问题时，就多次提出，即便是犯了方针、路线的错误，也还要本着毛主席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指出其错误，帮助其改正。并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心情一样，我代表他们，也代表我自己，向你们（指工作组所在单位群众）道歉。同时，我应该向你们说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央全会（即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

    基于这一认识，周恩来反对在工作组及其他问题上对领导干部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以至采取群众“罢官”的做法。9月初，他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议了《关于党政军高级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草案）》的文件稿，实际上是设法对中央和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高中级领导干部进行保护。在这以后，不论是和群众的谈话，还是主持制定有关文件，周恩来都一直坚持对各级领导干部不能由群众组织来定性、“罢官”。

    9月下旬，针对红卫兵和其他一些人的提问，周恩来强调：“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就犯过路线错误，但愿意改正错误，跟毛主席学习。”“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时候犯了一些修正主义观点和倾向的错误，只要他认识了，而又坚决改正，对这种人，党还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的。这样的人，在各级领导机构中都有。”“现中央、国务院各部正副部长36人停职反省，将来也要一分为二，不是一棍子打死。即使是反党性质的，也还有走得很远的、有愿意革命的。犯了路线错误，主观上还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不能算敌我问题。”

    为了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解决党内高、中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会上，陈伯达、林彪作主题发言，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代表人，并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刘、邓二人被迫再次检讨。

    如果说，这一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大动作”是同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么，10月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通过这次会议，把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的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又在更大范围里重新提了出来，并且断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

    事情很明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首先是刘少奇问题正日趋明朗化、公开化。为此，周恩来十分关注社会上对刘少奇和王光美问题的反应。10月11日，他嘱告原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和公安部负责人，要他们分别派人察看北京几条主要街道上有关王光美的大字报，并将标题和简要内容抄回。12日，他又在清华红卫兵于当日发出的“彻底批判王光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会“请帖”上作批（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对刘少奇本人，周恩来这段时间内尤其注意和留心他在公开场合的露面问题。在周恩来亲自担任“总指挥”的毛泽东连续8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身份，一次不落地参加了各次的接见活动。其中，国庆节那天，经过周恩来精心安排，刘少奇仍以国家元首身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之后。在11月间召开的孙中山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