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
事先估计参加大会的红卫兵可能要冲主席台和呼喊口号,周恩来曾考虑刘少奇、邓小平可以“请假”不出席大会(后经过会前向红卫兵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同时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刘、邓二人均出席了这次大会)。
但是,随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断升温,刘少奇的问题终于被“捅”了出来。
10月18日,一些外地红卫兵在天安门前观礼台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童小鹏前往天安门东侧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要求他们撤下标语口号。
第二天,周恩来亲自接见在天安门张贴标语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回答他们有关刘少奇问题的提问。关于八大党章中未提“毛泽东思想”一事,周恩来说:“八大党章中没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主席的提议。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次开代表大会都提。”当问及毛主席在党内是否是“少数”和“炮打司令部”问题时,周恩来答道:“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时就确立了。现在毛主席的威信是蒸蒸日上,谁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没有权利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把标语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主席的思想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针。”“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多考虑后果。你们不能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
就在周恩来多次劝阻红卫兵不要面对面斗争王光美和扩大刘少奇问题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多次煽惑红卫兵揪斗王光美,并主张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公开化。
12月18日,张春桥私下召见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负责人蒯大富,鼓动他把“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推向社会。几天之后,蒯大富组织清华大学5000多人上街游行,一时间,首都各主要街道到处可看到、听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即使这样,中央文革的几个头面人物仍不满足。27日,江青在对红卫兵的一次公开讲话中,公然引导揭批刘少奇和王光美,称刘曾作过“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并表态“支持”红卫兵揪王光美回清华。
鉴于在北京发生的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周恩来于12月底亲自召见清华“井冈山兵团”的11名代表,再次明确反对张贴“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指出:“这样提法矛盾的性质就变了”。学生们问:“难道刘少奇不属于敌我矛盾?”周恩来回答:“那是你们这样认为,但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们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周恩来还表示:“我曾经两次请示主席,主席还是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让她书面回答问题,这个事情我可以办。但不能涉及刘少奇的问题。对刘的问题,我不能回答。”
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周恩来在一些场合继续重申党的干部政策,强调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要求各地红卫兵不要派代表参加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指出:“因为这是党的会议,有些问题需要先经过党内酝酿、讨论、认识,能够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能够使全盘工作更好地进行。”此外,周恩来还阻止红卫兵私自传抄、翻印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毕竟是有限的。在林彪、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