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业为基础”，是建国以来周恩来致力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1966年春，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挂帅”组长，并兼任河北、北京小组组长。

    随后，周恩来在天津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从全国说，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未摆脱，工业、农业都比较落后，甚至不能不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落后。”“光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这个（实际）不行。”“华北区是个光荣的地方。我对华北有了感情。我过去是在华北受的资产阶级教育，现在我还是在这里。在这儿要活一天干一天。因此要不断学，不断改造，把主要力量用在主要方面，把当前的抗旱救灾一直抓下去。”

    4月初，周恩来来到邯郸地区磁县，巡视打井抗旱、合理安排劳力等问题。他向当地干部坚定地表示：“北方抗灾生产抓他十年八年，一定要抓出个名堂来！”

    4月10日，周恩来在回答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提问时充满信心地宣布：“中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中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建设一个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这正是周恩来长期以来由衷的愿望。虽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周恩来从农业入手进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计划，但是，周恩来仍不忘对农业生产的密切关注和具体指导。十几年经济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使他懂得，稳住农业，就稳住了国民经济的大头，稳住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大局。

    1966年6月上旬，鉴于夏收、夏种、夏管季节的来临，周恩来同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商量后决定，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各部委中，抽调一名副部长和30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分别到北京郊区各县抓“三夏”工作，支援麦收。15日，周恩来应邀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离京前，周恩来得知国务院有关部、委因搞运动使原定抽人支援京郊农村“三夏”发生困难，即明确指示：“每部、委都应参加一部分人，这也是一种考验。”他还在许多场合指出：一定要抓季节，要不误农时，讲“关心国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种也是“大事”之一，从季节上说，是目前最大的事情。

    “红卫兵运动”中，周恩来及时发现并制止了一些学生组织提出的不利于稳定农村经济政策、妨碍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口号，强调农村社队集体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不变，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动，农民个人仍可继续保持自留地、饲养家禽家畜等。1966年9月，针对河北省一所农业中学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园田、自留树交给人民公社”的倡议，周恩来当即派人调查此事，告诫在这些牵动全局的问题上不可“一哄而起”，否则“就会对农业生产不利”。

    1967年3月，为了减轻“全面夺权”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周恩来提出：应“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以便“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援工作”。同年9月，国务院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棉花小组，指导全国棉花生产和收购工作。1968年以后，周恩来还亲自过问抗旱打井、防洪排涝、主要农副产品等方面的工作，并直接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国务院有关机构和人员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从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