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

    周恩来以“安亭事件”作为统计全国铁路交通混乱的起点，正表明他对此的态度。同时，他采取先摆事实，再发通告的办法，也是为了使中央文革小组在事实面前无计可施。

    1967年元旦，周恩来亲自过问上海铁路局的工作。当时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回忆：（1966年）12月31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解决交通问题。1月1日凌晨3时，我在北站铁路公安分局听到周总理的声音：“丕显同志，你好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我问候了总理，并告我现已在铁路局，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上海铁路终于在第二天通车了。

    周恩来不分昼夜的劳顿，加上他对群众组织的苦口婆心的批评和劝导，确使一些地区铁路运输部门的生产业务状况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左”的实践也必然会恶性发展，乃至愈演愈烈，欲罢不能。这种情况，当然是周恩来的主观愿望所无法改变的。他能够做到的，就是在某些方面、在某些重要环节上，继续起控制局势和减少损失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周恩来的这些努力，整个工交生产情况还要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