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限制夺权,保护干部
”的提法,认为这不利于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此后,周恩来又多次强调:“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第一把手都是走资派,这还没定性。”“不是所有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都是走资派,即使是死不改悔的、已经点名的,也应有所保留,要给他机会允许改过。”“要解放一些有能力、有经验的,虽然犯了错误但能够改正错误的老干部”。
1968年10月,林彪、康生等人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度掀起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高潮。会后,各地各单位以贯彻“全会精神”继续开展对“二月逆流”的批判。这一年12月,黄永胜主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将一份反映徐向前最近思想状况的材料(认为徐思想问题未解决,主张进一步批判徐及其家人)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29日,周恩来批告: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有关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翌年1月初,毛泽东对此批道:“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鉴于陈毅、聂荣臻、李富春、余秋里等所在单位和系统也都发生要求批判“二月逆流”的情况,周恩来批准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批示内容迅速下达,进而制止了在国务院机关对“二月逆流”批判的扩大和升级。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党和国家保存下来一大批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产生的新的国务院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又重新恢复了行政职务,成为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