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管的范围，后来越来越扩展，以致国务院所属的大多数经济职能部门都相继成立了军管会或派驻了军代表。这些军队干部的派遣工作，是得到周恩来认可和批准的。让他们参加业务部门的领导工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因为在“全面夺权”当中，国务院重要经济部门的领导人都已被打倒或停止工作，出现无人负责的严重情况。一次，在谈到国务院系统领导干部的现状时，周恩来难以掩饰心中的深深的忧虑，他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差不多执行反动路线严重到走资派程度的这些人，都已‘靠边站’了。现在42个单位，部长级干部站出来工作的只有90人，占总数280人中的32％。其中第一把手（部长、主任）只有3人，其他统统‘靠边站’了。”

    1967年1月22日，由于江青、戚本禹的蓄意诬陷和煽惑，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被造反派非法拘留、审讯长达40多天后，重伤致死。这一用血写的事实，给周恩来以极大警醒和震撼，他异常激动地质问造反派：“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在场的谷牧等人清楚地看到：周总理是“眼含泪水，手持张霖之遍体伤痕的照片”讲这番话的；“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

    年近七旬且每日都在苦撑危局的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的责任。在勉力维持经济运转的同时，他必须利用自己有限的权力，全力保护作为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的广大老干部。他相信，只要自己在位一天，这些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同志的安全保障就多一天。

    1月下旬，周恩来开始在许多场合批评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径，指出：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又说：上海一月夺权消息公布后，我们估计10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要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

    同年2月，出于对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副总理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以及余秋里、谷牧等在怀仁堂碰头会（即由周恩来主持的商决中央党政事务的会议）上，强烈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作法，却被林彪、江青等诬为“二月逆流”而遭到批判。谭震林、陈毅不久便被剥夺了参加中央会议的权利。

    2月20日，就在谭震林等人受到尖锐指责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央召集的介绍省级“夺权”经验的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亦在场）上，继续阐明他对“夺权”问题的一贯看法，指出：自一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十七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杀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谈到中央国家机关夺权时，周恩来重申：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会上，周恩来还表示不赞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