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等人对“大闹怀仁堂”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老同志，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并就怀仁堂碰头会承担了责任。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同时召开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批评陈、谭、徐等老同志。至此，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即告失利。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之后，绝大多数老同志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抗争的行动（有的是改变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些老同志之所以很快改变了其斗争的方式和行动，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斗争，终归是建立在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对党的组织领导无条件服从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最激愤的情况下，他们也丝毫没有改变或动摇过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培养起来的这种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们始终把矛头对准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而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身上。

    此外，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周恩来的态度和作用，这时候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与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们之间，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甚至不能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同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连续召开的针对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就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对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对他自己。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一伙对李富春、陈毅等老同志穷追不舍，大肆围攻批斗。他们指责几位老帅们在中央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康生危言耸听地指责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宣称：“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也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此外，他们还使用各种帽子、棍子，如“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因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几位副总理经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便诬称李是“俱乐部主任”。对此李富春冷言回答：“好嘛，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

    3月18日，是“政治生活会”的最后一天。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一事，终于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陈毅从会场回到家里，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000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