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恩来1971年8月间的一次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中国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有关外交部“夺权”的来龙去脉，还需再回过头来从前面说起……

    就在毛泽东批评“极左派”以流言袭扰“周公”的那个极不寻常的5月份之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确实“安静”了一阵子。迫于形势，有的造反派组织还不得不就炮打总理的言行展开内部“整风”，作了“检讨”。尽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们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陈毅的“问题”。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时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同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韩××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挑衅性的语言，陈老总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眼睛。这时，猛见周总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外交部长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不动声色，未置一词，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总理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作“检讨”时，周总理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我们的总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怀，又一次宽容了屡犯错误的年轻人。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零”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