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总理多次批评、警告于脑后，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涌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来，决不收兵。对此揪陈行动，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谢富治（谢于7月22日从武汉返京），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等人，不仅不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反而前往“营寨”“慰问”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于是，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不得安宁，昼夜喧嚣声不绝于耳，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8月7日晚，因武汉事件受伤的王力（与谢富治同日返京）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大员谈话十分入味、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等，一股脑儿地和盘托出：

    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仍很大。……

    这时，王力插话：“外交部运动阻力大？（轻蔑地）：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有人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当“汇报”到现外交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真正打倒，业务工作还是由原来的班子抓时，王力突然发出一连串的提问：

    “你们1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总理不是讲过‘老、中、青’‘三结合’吗？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造反派回答：“有人批评外交部夺权过头，说业务大权是中央的……”

    王力（异常激动地）：“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嘛！我看你们现在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有点实权才有威风。现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干外交）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对那些不革命的、不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管他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统统打倒！有人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都一年多了，外交部竟出现这类怪现象，令人深思。”

    当谈到陈毅“问题”时，王力认为：“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的那么严重！”

    最后，造反派还十分抱屈地提到，造反派在内部“整风”中检查了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但有些同志感到“压抑”；“联络站”成立半年，“整风”就用了3个月，“检查”了好几次……

    王力不以为然地说：“‘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但不能磨掉锐气。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的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有什么过火？我看没有什么过火的地方。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就是为后人谑称之“王八七”讲话的主要内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