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高级会晤的前奏

    在打开外交新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迅即出现戏剧性的转折，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其实，它是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这时的苏联，正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展势力。而面临各种威胁的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国际间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在美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增强它同苏联抗衡的力量。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也便于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尤其需要政治家们善于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外交时机”。

    1969年12月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怀揣“使命”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看到“中国代办”（实为使馆二秘）离席，便尾随跟出，试图同中方搭话。不料“中国代办”却走出会场，坐进轿车，准备离开。情急中美国大使不顾外交礼仪，一把拉住中方译员，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中方译员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匆离去。

    事情发生在华沙，并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华沙一直是中美两国进行官方正式接触的地方。1955年的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在这里举行。1967年3月，已经进行了130多次的中美华沙会谈暂告中止，中美官方接触的渠道也随即中断。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表示愿意同中国对话，并多次声明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对此，中方一概报以“沉默”，以静观美方动态。同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晤以及随后举行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促使美方下决心加快美中接触的步伐，有所“醒悟”的尼克松本人更急于同中国高层直接对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美国大使追赶中国外交官的一幕。

    当天晚上，周恩来便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电文。他立刻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在这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尼克松发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号，包括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反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旨在孤立中国的建议、下令停止美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波兰事发的半个月前，周恩来曾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

    12月4日，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关于释放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的报告，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这也是中方给美方的一个回应信号。几天以后，斯托塞尔应邀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同中国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位进入“红色中国”大使馆的美国驻外大使。12日，周恩来将有关中美华沙会晤的三份电文转报毛泽东，提出：中美接触一事，“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同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要他转告叶海亚总统：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12月底，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终于批准恢复中断了近3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定于1970年1月20日在华沙举行。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注明：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所在。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也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