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兼总参谋长。得知毛泽东意见后，周恩来分三批约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适时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不言而喻，“风庆轮事件”的实质，仍然是四届人大“组阁”问题。这一年7月，毛泽东在他召集的政治局会议上曾严厉批评了“四人帮”。之后，他又向全党发出要“安定”、“团结”的号召，其中既有希望稳定政局以便顺利召开四届人大的意图，也暗含有对江青等人不要再搞帮派活动的告诫。然而，权欲熏心的江青一伙仍顽固地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在对抗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人帮”正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增加“筹码”。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同时托人转告周恩来，除已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总理人选外，其他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均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四届人大“组阁”之权已基本掌握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周恩来经与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不能放手，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做些让步。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出的必要妥协，为的是换取全局上的稳定的成功。对此，国外的观察家也注意到，在“国务院任命的29个部长中，绝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员，就是同周恩来个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商定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抱病出行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在长沙，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同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三个职务。2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最后定夺。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包括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长沙之行，周恩来确实不辱使命。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制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是老一辈革命家持续斗争的胜利成果，它宣告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阴谋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