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3日，历经磨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重申了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报告》的精髓所在。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中华“崛起”和“腾飞”周恩来，在他担任共和国总理的20多年里，更时时不忘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早在1954年的一届人大上，他就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意见。1959年二届人大之后，他又号召加快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直到1964年三届人大上，周恩来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

    1966年4月，国内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周恩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仍充满希望，他说：“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竭力维持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使之不致遭受更大的损失，或在维系中有所进展。在这期间，心系国家和人民的周恩来所思所虑依然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农业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农作物收成主要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就全国来说，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还不能摆脱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加上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现行政策不能适应农村实际，因而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对农村经济工作常抓不懈的同时，周恩来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状况决定了基本的国情。他多次提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还差；我们还没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不能算强大。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为此，他十分注重了解、掌握发达国家的农业情况，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忽视向“送上门来的老师”（即来自发达国家的农业团体）学习的机会。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尽快改变国内农村落后面貌，逐步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工业方面。和农业比较，“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生产的冲击和破坏要严重得多。由于“停产闹革命”，1967、1968两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呈下跌趋势。尤其是铁路运输，成为影响全国工业生产的“老大难”部门。在周恩来勉力维持下，整个工业情况直至1969年九大之后才有所好转。但从1970年起，全国又出现工伤事故大幅度增加、产品质量普遍下降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企业领导和职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外，设备陈旧、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低下，也是客观存在的重要因素。1972年春天，周恩来亲自抓日用工业品和出口产品的质量问题。针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的情况，他指出：我们经济上仍很落后，底子就是“一穷二白”，所以，不好、不行的地方要敢于承认。又说，事实证明，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说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的还得进口嘛！正是从这时起，周恩来把目标对准西方发达国家，批准引进了大批成套新型生产设备，并确定了“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