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只有28631万吨，人均仅307公斤。尤其是许多跟着他闹革命、打江山的农民，居然还未能彻底摆脱贫困和饥饿。1977年，全国农村人口平均分配的口粮(原粮)为208公斤，比1957年的203公斤仅增加了5公斤。20年时间，我们的农民平均每年仅增加了半斤的粮食消费。难怪我们的主席一直念叨：“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不应该……”

    千古一页：人造“粮食卫星”

    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以巨大的鼓舞，而尤其给中国一个刺激。许多人开始狂热地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中国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吃饭问题。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因此而拉开序幕。

    也许是我们饿怕了的缘故，也许是我们急切地希望有饱饭吃，无论是中国的高层领导还是千千万万的农民，都迫不及待地把提高粮食产量摆在了突出位置。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见得就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在一种虚妄的热情推动下，粮食生产沦为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游戏。1957年11月，中央南宁会议确定，1958年粮食产量为19600万吨，当时这个数字还算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许多人却对此不满足，认为这没有能体现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威力。在一些人急于求成的心理推动下，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把这个指标提高到21580万吨。而到6月中旬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农业部竟异想天开地提出42500万吨的指标。近40年后我们才达到这一数字，在当时的农业条件下简直是痴人说梦。但这在当时竟然被许多人接受。更可笑的是，到1958年10月，西安九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上，有人更是提出了一个荒唐得不能再荒唐的数字：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必须达到75000万吨，并且力争达到10亿吨。也许有的读者还不能一下子体会到这个数字的荒唐，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到1998年，全世界的粮食总产量大约为18.95亿吨，笔者手头没有1959年世界粮食总产量的数字，但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从1974年世界粮食会议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增加了50%，这意味着世界粮食总产量在70年代初期也不过十一二亿吨，那么1959年很可能也就十来亿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竟然超过世界的总产量，说是荒唐，不如说是疯狂。我们再与国内的情况比较，中国粮食总产量最高的1996年也只刚突破50000万吨，为50450万吨，而1997年又回落到49250万吨。如果我国在2030年人口达到16亿峰值时，粮食总产能达到64000万吨，我们就可以大声向世界宣布：中国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怎么会产出75000万吨甚至10亿吨的天文数字呢？可笑的是，这些连基本的客观规律都不尊重的激进者还大言不惭地夸口：中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

    此时，正是狂热急躁、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中国人“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进入人民公社化的阶段。全国74万个农业社改组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成为公社社员。

    当时普遍认为，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在粮食生产方面，自然要显示出它无以比拟的威力。大放“粮食卫星”，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1月3日，广东汕头报出晚稻亩产3000斤的消息。

    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亩产3025斤的纪录。

    饱尝饥饿之苦的农民，在急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