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极不平衡，占总数90%的贫农、雇农和城市广大工人、市民陷入贫困状态，食不果腹，濒临无法生存的境地。以至当时饥民遍地，饿殍载道。不少西方人士为此断言：新中国将由于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而垮台。

    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深知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对于一个新诞生的国家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因此，他不仅把“以粮为纲”写进农业发展的总政策，而且还具体制定了“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粮食生产“八字方针”。他以一个伟人的气魄和胸怀，带领全国亿万人民兴水利，造梯田，垦荒地，改造山河，“深挖洞，广积粮”……作为共和国的第一任领袖，他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虽然其中有许多曲折，有许多坎坷，但从此以后，除1959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出现过一次粮食危机外，中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饥荒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至少有饭吃了。

    从粮食的人均占有情况看，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超过1936年的水平，达到16392万吨，人均占有粮食275公斤，比1949年增加了66公斤。

    这是一次最大的飞跃，是从饥荒向温饱的一次大的跨越。

    遗憾的是，信奉“人多力量大，热气高”的共和国领袖却忽略了人口发展的副作用。以至以后20多年，虽然我国的粮食总产、单产年年增长，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一直在300公斤左右徘徊。1965年为268公斤，1978年为316公斤。29年中，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增加107公斤，平均每年仅3.9公斤。

    1979年，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又出现了一次较大的飞跃。这一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42公斤，比1978年增加了26公斤。以后几年有所回落，1984年再创高峰，全国粮食总产突破40000万砘，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92公斤，创解放以来的最高记录。

    以后的10年，粮食总产、单产仍然不断提高，但增长的部分全部被增长的人口抵消了。以至1997年我国粮食总产以49250万吨成为历史上第二个丰收年时，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仍只有398.5公斤，与1994年相比仅增加了6.5公斤。

    49年时间，我国在粮食生产方面耗尽了心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虽然粮食总产增长了近4倍，而人均粮食占有量却只增长了1.8倍，仅只恢复性地达到清代的水平。据统计，战国末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460公斤，唐朝达到628公斤，宋朝579公斤，明朝559公斤，清朝中叶314公斤。当然，在封建统治社会里，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不能说明中国人的粮食消费。因为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使大量的耕地掌握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相应的绝大部分粮食也被控制在他们手里，因此，农民、市民、工人真正的粮食占有量少得可怜，基本处于饥饿状态。这便是诗人描述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现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采取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粮食的占有与消费全国各地区、各阶层、各行业基本平衡。换句话说，目前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实际上也是“人人占有”；人均消费基本上也是“人人消费”。这就是我国为什么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但却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实质原因。

    虽然如此，我国目前粮食占有量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近50年里，我们作了种种努力，我们仅在1996年刚刚突破人均400公斤的水平，而这是一个国家彻底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线。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甚至超过1000公斤，达到“过剩”的状态。像美国，早在80年代末期就达到1500公斤，加拿大是1997公斤，澳大利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