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口待客：我们应为你举手加额还是扼腕叹息？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在粮食供需矛盾尖锐的情况下，为打击投机资本家扰乱粮食市场而不得已才出台的政策，是对付资本家的一个临时办法。实行后确实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粮食局势。而那些试图垄断控制粮食的投机资本家也因此纷纷土崩瓦解，大部分私营粮商则转业歇业，仅20%左右的继续从事一些代销业务，不过很快也就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公私合营了。

    资本家“消灭”了，但对付资本家的办法却继续保留了下来。因为中国的粮食局势依然处于紧张状态，保留这种带有军事化的手段，对于控制和稳定粮食市场自然就容易得多了。

    结果，打资本家的板子，落在了农民的头上。

    我们很容易看出，统购统销，关键是统购，并且是低价统购，是国家为了掌握粮源，通过行政手段用较低的价格向农民征购粮食。这在建国初期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应急的办法，也是一些国家在工业化建设初期不得已走过的路。问题是，我们一下子搞了40年，压抑了农业，压伤了农民。

    建国初期，我们几乎是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工业体系的建设，而当时中国人连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两大任务。国家必须掌握足够的粮源，以保证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通过市场等价交换取得粮食，不得不用政府行政配置的手段，低价从农民手中取得粮食。

    中国的农民是最通情达理的，政府这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当时，农民把上交征购粮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每到收获之后，总是要把最好的粮食上交国家。即使受灾减产，农民宁愿自己勒紧裤带子，却总要先保证“爱国粮”的上交。由于工业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社会需求量越来越大，远远超过粮食的生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几乎是自己饿肚子来保城里人吃饭。我们不妨看看1960年的粮食消费状况，淮河以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口粮为180公斤原粮，淮河以北地区平均每人全年口粮150公斤原粮，受灾地区则在150公斤以下。我们即使按180公斤原粮计算，折合成成品粮仅126公斤，每个月10.5公斤，而城市居民最低档次的标准也是每人每月12.5公斤，一般工作人员都在14公斤以上。作为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其体力消耗是一般城市居民的几倍，但他们的粮食消费却低于城市居民的最低档次。这就是说，我们的农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尽量保证城市居民吃饱肚子。省口待客，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代中国农民的身上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

    我们为这样伟大的农民举手加额！

    我们也为这样善良的农民扼腕叹息！

    但是，“左”倾的错误，反而把农民的伟大和善良当成利用的筹码。

    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后，许多地方利用人民公社高度集权的性质，不切实际地唱高歌，大肆强征过头粮，试图以缓解粮食供求紧张局势，结果造成广大农村缺粮少粮，有的地方甚至超越极限，把农民的口粮都征走了。尤其是进入70年代，由于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职工人数大幅度增加，仅1970年到1971年两年就增加了983万人，工资支出和粮食销售都失去控制。周恩来在1972年初便指出：全国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售突破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遗憾的是，周恩来对粮食形势敲起的警钟未能引起各方面应有的注意。到1972年下半年，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