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销售越来越失去控制，国内粮食收支相抵，亏空竟达75亿公斤。

    由于粮食产需矛盾尖锐，供求关系紧张，国家粮食购不足销，为缓解这种局势，在安排粮食征购计划时，从上到下都偏重国家需要的这一头，导致部分地区重犯购过头粮的错误，人为地扩大了农村缺粮面。1971年后的几年，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为了保证粮食销售逐年增长的需要，超越极限地布置农村粮食征购，许多地方把农民的基本口粮都征走了。那几年，四川省农民每人全年平均口粮仅150公斤原粮，连半年都吃不到。1975年，贵州省完成粮食征购任务550万公斤后，农业人口平均口粮只有128公斤，刚到年底，就不得不返销500万公斤粮食，占了征购任务的91%。

    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江青等人的控制、操纵下，尤其更加过火。凡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不好的，一概归之于没有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没有大批“资本主义”。有的地方甚至提出“灾年不减贡献”，征购粮食“只争朝夕”；并把农民交售粮食的多少，作为“斗私批修”的一个内容。不切实际盲目强征过头粮，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影响了粮食生产的正常发展，而且把广大农民推到了半饥饿状态，一些地方交了征购粮便没了口粮，必须靠国家返销度日，有的地方需要用瓜菜代替半年的口粮。农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今天，我们客观地评价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不难发现，在解放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它是保证我国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和粮食供给，也即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并且保证了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最低生存需求，防止了因财产分配不公而出现的社会动荡。然而，这种为了保证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收购而提出的临时性措施，一实行就是40年，究其原因，在于这种措施的真正作用，是一手压低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用变相的无偿形式把剩余的农产品收上来，另一手则是用低价农产品的配给保证了工业劳动力的低工资和工业原料的低成本，然后在工业低成本和国家对工业实行垄断的基础上，将工业部门获得的垄断高利润通过财政渠道进一步转化为新的工业化积累资金。也就是说，统购统销的作用不仅仅保证了粮食的收购，而且还成了我国初期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转换器。没有这个转换器，原始资本积累就可能难以完成，工业化也就难以用很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但是，这种作用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其突出的特征是用严重背离价值规律的低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而后再以福利的形式供应给城市居民。这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初期或许是无奈的选择，而随着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继续执行这种压制农民、压抑农业的作法，却是不可取的。从大量的资料分析，我国从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末期的20多年时间里，粮食生产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剥夺农民利益、低价统购粮食的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因此，我们说，从国家掌握粮源、控制市场的角度上，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操作上，长期实行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低价供应城市居民的方法，却是不符合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的。

    谷贱伤农：我们愧对农民

    中国的农民自己勒紧裤带子，保证了城里人吃饭，保证了工业化建设，但我们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

    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批评过“片面地注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他明确指出，在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上，不要像苏联那样把农民挖得很苦，不能搞“义务交售制”，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毛泽东试图在既要发展工业又要保护农民利益之中寻找一条合适的道路，但最后的发展，使我们走了与前苏联同样的道路：牺牲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