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保工业。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根据他设想的共产主义模式，主张取消粮食自由贸易，采取军事性的余粮征集制，实现全社会的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1918年夏，苏联全国进入以“余粮征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这一方面基于列宁的共产主义设想，另一方面，当时因战乱，国家也确实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去交换农民的粮食。为此，苏联强行实施了集体农庄制度(中国的农业合作社即从此学来)，既把农业看作是出口产品的主要货源，借此来引入工业必须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又把它看作是加快发展城市工业力量的粮食供应基地。但这种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却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造成社会强烈震荡，工农业生产一度出现混乱，甚至造成数百万农民的死亡。

    列宁为此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他迅速改变了过去比较偏激的观点，开始恢复农产品粮食有限度的自由贸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但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完全扭转了社会发展方向。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领导进行了“剥夺农业、发展工业”的农业社会主义化，确立国家对农产品的计划控制和分配。

    斯大林这种“剥夺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体制，最终导致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由于农业、轻工业的严重滞后，使整个国民经济走入了“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的死胡同。生产发展速度持续下降，市场供应日趋紧张，通货膨胀逐渐加剧。1991年12月25日，曾经显赫一时的超级大国苏联被迫解体。

    中国实行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而我们还有与“老大哥”明显不同的地方。中国在1957年的粮食人均产量仅290公斤，只有苏联1928年生产水平566公斤的一半。所以，当苏联有可能考虑如何最好地确保国家对历年都有的农业剩余产品进行控制时，中国首先要做的事情则是想方设法使农业产品剩余，并增加这种剩余，然后才能掌握分配剩余物资的权力。

    事实上，中国的粮食统购统销，一直是以粮食短缺作为基础的。国家为了保证粮食的市场供应和调剂全国地区间的平衡，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向农民取得粮食。它虽有别于苏联军事化的“余粮征集制”，但它也因不是市场等价交换，以至把农民摆在了不利的位置。除了数量是硬任务外，价格更是长期处于低水平。

    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价格出台之初，国家制定的统购价格，大体维持在当时的城市出售价格的基础上，也就是基本上是自由市场价格。国家不赚不赔，农民容易接受。1952年，每50公斤粮食平均价为6.04元，1953年为6.76元，基本上是市场等价交换。

    但以后几年，经济发展了，物价指数普遍提高，粮价却一直处于偏低的状态，到1957年每50公斤反而跌了3分，为6.73元。1958年至1965年，国家先后4次提高了粮食统购价格，共提高35%，1965年达到9.24元。此时，购销价格基本相平。为了鼓励农民生产和交售粮食的积极性，解决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的状况，国家又实行了加价奖励的办法，对人均上交超过50公斤以上的部分加价10～12%。与此同时，对社队交售的粮食奖售工业品。凡生产大队向国家每出售750公斤粮食，奖售棉布15尺、纸烟3条、胶鞋1双，有的地方则实行奖励棉絮、糖的措施，以后又实行过用化肥、木材、棉布换购粮食。但这几项鼓励措施，在“左”倾思潮冲击下，分别在1968年和1970年取消。

    1966年粮食平均价又作了一次调整，每50公斤提高到10.82元。但从此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年的时间，除个别品种(荞麦、红小豆、绿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