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出现较大的差异，据统计，二者之比达到4.8比1的程度。这意味着，近5个农民劳动的价值仅相当于1个工人的水平，难怪毛主席认为也不对头。在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扭曲差异下，农民被沦为社会的最底层，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相应的也导致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相差2.7倍，许多农村地区，连温饱都不能维持，不得不靠国家救济过活。这种农产品的低价政策，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广大农民除种够自己的口粮和必须上缴的“皇粮”之外，一般不愿再增加粮食生产。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形才稍有改变。国家不仅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而且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以此保护农民的利益。

    1992年，国家出台每50公斤早稻谷22元的保护价，不过，据测算，这个价格仍低于当时的粮食生产成本。此后，1994年，国家对粮食定购价格再次进行了提价。每50公斤粮食48元，比上年提高39%，是解放后提价幅度最大的一年。1996年，国务院宣布，从1996年新粮上市起，小麦、稻谷、玉米、大豆定购价上调，平均每公斤提高0.3元，同时允许地方再上浮10%。这样大体上最高提价幅度每公斤达到0.44元。中央希望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继续实行价外补贴及粮、棉与化肥挂钩等办法，以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但事实上，这个价格仍然偏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居高不下，农民经济负担较重。1994年物价上涨21.7%，1995年上涨14.8%，而其中农业生产资料费用上涨达32.2%，主要是化肥价格上涨，远远超过了物价平均上涨幅度。

    1998年，国务院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由各省按上一年的水平自行确定，因此各地的粮食价格不一，大体上与1997年持平，部分地方略有下降。江西，早籼稻定购价为每50公斤57元，保护价为50元；北京的小麦定购价为每50公斤76元，玉米为62元；云南，早灿稻定购价每50公斤57元，小麦70元……从全国总的情况来看，一般稻谷定购价为每50公斤50～60元，小麦65～75元，玉米60～70元，保护价比定购价低10～15左右。现在的粮食价格水平，虽然不能说已完全达到与价值相符的程度，但已大大接近了农民期望的价值水平。粮食种植已有利可图，粮食生产成为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价格改革的成功，是这次粮改能够顺利进行的基础与前提。

    粮食少了，农民是老伯伯；粮食多了，农民是土老帽

    高度集权的“大锅饭”体制和“谷贱伤农”的统购政策，压抑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从1953年至1978年的26年中，中国的粮食生产一直处在徘徊停滞状态。由1953年的总产量16683万吨到1978年的30477万吨，平均每年仅增加了530万吨。人均占有量由284公斤增加到318公斤，每年仅增加了1.3公斤。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使中国在这26年时间里，粮食供求矛盾一直尖锐地存在着，成为困扰中国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首要难题。据统计，这26年时间里，国内粮食收支有15年亏空，只有11年稍有结余。

    1979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生产力得到一次全面的解放，加上粮食收购价提高，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迅速发展，粮食总产量每年以2000万吨的速度递增，到1984年达到40731万吨。5年时间，增加了10000万多吨。这是中国粮食生产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但中国的农民却手中无粮心里慌，手中有粮心里照样慌。

    这便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又一大悲剧。

    在粮食紧张的艰难岁月里，广大农民以一种朴素的爱国之心，自己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