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们无法否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建国初期粮食极度紧张的状况下，对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最低的生存需求，并保证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在一片空白上建立起来了。

    但是，我们也无需讳言，统购统销政策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项临时性措施，一种政府行为化了的强迫性手段，其消极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早在制订这项政策时，陈云同志就为此忧虑：“征购这个名称是骇人的，究竟叫什么可以考虑，但性质是这么一个性质。……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实行这种办法，我有点担心，因为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问题太大。……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

    为此，陈云同志在统购统销实行后的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

    但以后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走上了一条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道路，粮食统购统销这一临时政策不仅长期延续下来了，而且还扩充到了包括鸡蛋、大白菜在内的许许多多农产品上。

    什么时候不实事求是，不遵循事物发展规律，什么时候我们就要走弯路，这是历史千百次证明了的事实。

    以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改革的先导，便是农业。

    1979年，中国开始对实行了26年的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和调整。除了提高粮食统购价格，调减粮食征购基数以增加粮农收入外，最重要的改革便是改变粮食部门独家经营的单一流通格局，恢复粮食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完成征购、超购任务后的余粮上市贸易，议购议销。传统的粮食交易、集散的“米市”开始恢复发展，一个以国家为主、集体和个体共同参与的粮食流通经营格局逐渐形成。到1984年底，全国农贸市场已发展到5.65万个，其中农村5万个，集市贸易的粮食成交量由1978年的25亿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84亿公斤，增长了2.34倍。全国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建立了粮食议购议销专业公司，1979年到1984年，6年时间共议购粮食558.6亿公斤，1984年全国粮食议购数量由1978年的32.5亿公斤增长到175亿公斤，占当年征购数量的34%，粮食议销数量达267亿公斤，占总销量的34%。满足了农民出售余粮的需要，平抑了集市粮价，补充了平价粮库存。与此同时，国家还逐步减少了统购统销的品种和数量，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

    这一次改革是在不改变统购统销体制的前提下进行的，只能算是一次局部的调整，直到1985年，我国这才全面放弃实行了32年的统派购制度。

    这一年的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规定，从1985年度开始，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由地方政府组织粮食部门，根据国家下达的合同定购计划，同国营农场、农业集体生产单位和农户协商，签订粮食定购合同，正常年景，必须完成，遇到重灾，可以适当减免。超过合同定购的部分，自由购销。

    根据制定时的设想，合同定购，既是经济合同，又是国家任务，试图以此打破计划收购的僵化体制，逐渐向粮食商品化靠拢。国家为此还逐年减少了计划定购，扩大了议价购销比重。国家计划内收购由1984年的1023.5亿公斤到1989年调减500亿公斤；而议价收购则由9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