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报登载了浙江澄原县王庄乡农民朱孙国的一张结算单。朱孙国一家6人，上交粮食505公斤，应获金额283元。应扣部分：农业税81元；乡村提留每人20元共120元；村级提留每人4元共24元；组级提留每人15元共90元；农田基本建设筹款每人1元共6元。以上合计321元。结果，朱孙国还得倒交现金38元。

    一则令人不敢相信的黑色幽默！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流了多少汗，出了多少力，结果还得倒交钱。

    1996年6月14日，河南新县周河乡的农民写信给《人民日报》说：“照这个样子，谁还当得起农民？！”他们诉说，这里除了摊派一个跟一个之外，乱罚款乱收费也层出不穷。农民发生纠纷找乡政府调解要先交钱，取汇款竟还要再交一次邮寄费，少种一棵树要交罚款……开封市调查，1978年，中国的农民只要负担5项税费，人平为15.58元；到1985年，农民负担项目增加到27项，人平负担为24.25元，到1990年高达97项，人平负担上升到80.19元，占上年纯收入的17%。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个“发展”。

    培源村是赣东北的一个穷山村，这几年年年喊减轻农民负担，可这里却越减越重，1998年遭遇洪涝灾害，早稻绝收，可负担非但未减，反强行增加了6万多元。该村盛流华一家5口人，种了4亩2分地，纯收入不到1000元，可要上交的税费就达750元，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还得借钱交税费。那么他们都交了一些什么费呢？村民们说：“交什么钱，交多少，都由村干部说了算，不交就不行，交了连收据都没有。”村民李英回忆道：“7月的一天，八九个乡村干部闯进我家，要我交400元钱，我问交什么钱，他们中就有人呵斥：你别问这么多，交了就是。我说没钱，他们就把我家的一头猪牵走了。”

    记者一调查，农民糊里糊涂交的都是什么费呢？村支书家里要装一部程控电话，村民集资近万元拉了一根专线；尽管村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农技指导，却年年要负担1000多元的农技指导费；让村民交的秧盘款更是令村民们莫名其妙：什么秧盘，我们根本没有见过！

    农民刚吃了两年饱饭，就有人来打主意了。上上下下那些掌握着权力的部门、单位、地方政府，都把手伸向了农民。修路、建桥、建学校、搞计划生育、维持治安、订报纸、入保险……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但可笑的是，他们还堂而皇之地打着“为农民服务”、“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招牌。有个县妇联搞创收，调进一批饲料添加剂，每户摊派两包，美其名日帮助农民发展生猪养殖。有一个乡居然承担订阅了来自8个系统、上10个部门的68种、6000多份报纸，没有一个农民见过一张报纸，但每人也得交5元多订报费。有个商业部门月饼长了霉，也通过乡政府出面，每户摊两个。谓之：农商联盟，农商共建。吉林省四平市的17个农行营业所不认真去搞金融工作，却插手化肥经营，以每吨高出市场价100多元强行分配给农民，你不要吗？那你们就别想从我这里贷款了。湖北省有4个乡镇为翻盖办公楼、购置小汽车等向农民集资摊派355万元。还有一些摊派项目，连他们自己也羞于启齿。在四川某丘陵大县，地方领导吃喝玩乐的钱是用“特需经费”的名目向农民摊派的。而在湖北江汉平原一带，这个项目叫“共统费”……一句话，只有剥夺农民，才是他们最理想的“选择”。农民老实，农民驯服，农民善良！对2亿城市居民不能用的办法，可以对9亿农民用；对2亿城市居民不敢做的事，对9亿农民敢做！

    针尖削铁，燕口夺泥，亏他们下得了手！农民再富，也经不起这样的盘剥。况且，农民的富裕，只是相对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农民才刚刚解决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