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的耕地容不了膨胀的人口

    翻开雨果或狄更斯的名著，里面不乏这样的描述——戚容满面、乳房枯瘪的母亲，抱着新生的婴儿哭泣：“我拿什么来养活你呢？！”

    而今天，哭泣的已不只是一个贫妇，而是人类共同的母亲——地球！

    不是地球母亲的失职，也不是地球母亲的无能，而实实在在是我们人类自己的过错——无限制的人口膨胀使地球不堪重负。

    几十年前，人类还以自己的无知和自负，把大自然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声称以人类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可以让大自然无限制地增加生产，满足无限制增长的人口。等到世界人口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大自然的资源是有限的，大自然的产出也是有限的。无论我们怎样努力，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有限的耕地注定了有限的产出。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也只有脚下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我们的先辈们没有今天这种寸土寸金的感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先辈主要是靠开垦荒地增加耕种面积来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人口由1000～2000万人猛增到5000多万，西汉武帝时曾移民70万人到黄土高原开垦荒地，使黄土高原由游牧区变成农业区。当人地出现矛盾时，扩大土地利用范围的主要手段，便是垦荒，即开垦未利用的宜农荒地。

    战国末期，中国只有0.9亿亩耕地，0.85亿亩粮田面积，到1949年，我们的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6.5亿亩，增加了19.4倍。

    但是，在耕地增加的同时，我国的人口也迅速增加，由0.2亿增加到了5.4亿，增长了27倍。

    人口的增长可以是无止境的，但耕地的增长却是有限的。到解放时，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开垦的荒地都被开垦了，能够利用的土地也基本上利用了，再要增加土地已经非常困难了。虽然解放后为了缓解人口的压力，采取过一些杀鸡取卵的强制办法，包括围湖造田、围海造田等，试图通过增加耕地面积来养活日益膨胀的人口，但到1957年便达到极限，以后不仅耕地再也没有增长，相反还逐年下降。与此相应，除1956年、1957年粮食播种面积超过20亿亩，1958年超过19亿亩以外，其他年份全部在17～18亿亩之间徘徊，并且从80年代开始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4年，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到16.4亿亩，又回落到了1949年的水平。而此时的人口已是1949年的两倍多。此时，中国人终于明白，我们不仅没有办法增加土地，连保持现有的土地也非常困难了。

    据朱国宏先生在《人地关系论——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问题的系统研究》中介绍，中国的人地比率，公元2年为9.15；公元146年达到10.7；961年开始下降，1109年下降到5.5；1776年下降到3.7；1893年下降到3.23，1933年为2.94，1949年为2.7。而现在，人地比率仅1.5，只有建国初期的1/2，也就是说，人口翻番，人地比率却减少了一半。

    这还是从耕地总量上看的，如果认真分析中国耕地的具体分布，则更令我们感到生存的压力。中国的土地资源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34%，而耕种成本极大、甚至不宜耕种的高山、高原却占到了25%，其余的则是中低山和丘陵，虽然可以开发利用，但投入多，产出少。有关专家在综合了地形、热量和水分等因素之后，认为我国土地总面积中只有1/4属于适宜耕种，生产力潜力较大。另外，我国的耕地资源分布也极不平衡。有约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半数以上省区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