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改善，严老汉回答说：“总的来讲，生活是越来越好了。我们家现在一个星期能吃上四五次肉，而在十年前，根本没有肉吃。”

    对此，布朗惶恐不已。他多次将此故事引入自己的论文中，并以此引申说，中国的粮食危机，不是农业的失败，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他认为，当收入增长后，低收入人口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他们的膳食结构多样化，从单调的大米占总热量70%的饮食结构转向更多的肉类、奶类及蛋类食品的消费。在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写道：“中国经济在过去4年里惊人地增长56%，人均收入增加了50%。随着收入的增加，过去那些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人首先是丰富他们的饮食，从以淀粉类食品为主的饭菜，转变为包括鸡鱼肉蛋、牛奶黄油、酸奶甚至冰激淋的多样化菜肴。……”

    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不仅成功地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作为一名农业专家和环保主义者，布朗理应对中国取得的这一重大成就感到高兴。但是，布朗却有点“私心”，他似乎宁愿中国像索马里和海地一样继续贫困而不愿中国经济像他们美国一样发达起来——因为他认为，饥饿的索马里人没有能力到美国来抢粮食，而富裕的中国人却有可能从他们的饭碗里抢饭吃。

    布朗认为，更多的肉类需求意味更多的粮食产量——生产每公斤家禽、猪肉和牛肉各需谷物2公斤、4公斤和7公斤。随着中国人日趋富裕，他们将会消费更多的肉、奶、蛋，如果谷物的供给不能与中国人的食谱变化同步增长，粮价将飞涨。他不无惊慌地说：“中国人对动物蛋白膨胀的需求将超过世界谷物生产能力。”

    正如一位新华社记者评论的：“中国农民饭碗里多了一点肉，令华盛顿一批环保主义者感到惶恐，他们认为，中国人对鸡、肉、蛋，甚至牛奶、啤酒和冰激淋的胃口越来越大，将会把世界市场上出售的粮食全部吃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将逐渐提高，其中包括对肉类食品的需求上升，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我们改革的目的。没有理由让中国人永远过着贫穷的生活。

    但是，我们可以负责地告诉布朗等人，中国人不仅能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同样，我们能够自力更生解决中国人的吃肉问题，没有必要让外国人心慌。

    首先，我们认为，中国人的肉类消费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其继续增长的幅度，远没有布朗想象的可怕。目前，中国的人均肉类食品消费量与韩国大致相同，只比日本的水平低10公斤。城市居民的肉类消费基本上达到饱和状态，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增加；农村居民虽然肉类消费还会有一个上升过程，但农村居民有家养生猪的习惯，因此，农民的肉类消费大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

    其次，中国饲养猪、牛、羊等所需要的粮食也远没有布朗计算的那样多。布朗是按美国那种大规模工厂化饲养计算的，而中国大部分是家庭散养。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的结论，通常讲的肉料比，猪肉是1：4.5，牛肉是1：7，这是规模饲养的参数，而家庭散养，大部分是利用的家庭残汤剩饭，因此粮食消耗较少。据在四川调查，农民家庭散养的肉料比，猪肉是1：1.8，牛肉是1：2。而目前中国的猪、牛、羊的饲养大都以家庭为主，工厂化饲养量较少。中国学者杜鹰经过对1995年的肉类生产进行研究，认为肉料比只有1：2，这样，我们生产同样的肉类产品，消耗的粮食却比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少得多。

    另外，我国的肉类生产潜力也较大。我国是世界上拥有草原面积最多的国家之一，丘陵山区草原面积41亿亩，其中可利用面积33.5亿亩，近期可以改良为高水平草场的面积为5000万亩；在草场中，潜力较大的南方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