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

    我父亲来自中国山东胶东农村。他虽然小学没有毕业就去县城一家杂货铺打工，他虽然19岁就弃工从戎，他虽然一辈子是个军人，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从我记事时起，我就知道，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种地，工作之余，他在自家后院开拓了一块儿地，种瓜种菜，其乐无穷。后来离休，他索性成了“专业农民”：全天候种地，一直种到前些年干不动活为止。

    父亲与土地的关系还不仅如此。他经常回农村老家探亲，并且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人回去：用当时流行的话说，那是“忆苦思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那是“寻根”。我们老家确实很贫苦，爷爷、奶奶去世早，老家只剩姑姑、姑父一家人，姑姑生了14个孩子，但死了7个，只有一半活了下来。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自然少不了与姑姑姑父盘腿坐在农村土炕上吃海蛎子、与表兄表弟在海边钓鱼这类快活之事，但更多的则是听姑姑哭诉丧子丧女之痛、听姑父叹气没钱给结婚的儿子盖房、听表姐埋怨婆家待其不公这类伤心之事。

    后来，我知道，老家清末民初闹灾荒，有很多人“闯关东”，后来定居在东北。他们的后代中，有不少人成了哈尔滨、沈阳、大连等东北城市的“城里人”。我回老家时，常常会看到这些东北“城里人”跟着父母或祖父母，提着大包小裹，坐着长途汽车，回胶东老家寻根探亲，一旦来到乡下，他们特别受到那些仍在老家务农的乡里乡亲们的尊崇和款待。

    我没有赶上当时的“上山下乡”，但小学时，我们经常被学校组织集体去农村，帮助农民捡麦穗；中学时，我们除了每年夏收帮助农民割麦子之外，还曾全班一起去农村生活、劳动了一个多月，我们被分别安排在农民家里吃住，白天则跟农民一起干农活，美其名曰“学农”。那时，人民公社制度还没有废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民对集体经济的漠不关心、以及年轻一代渴望离开农村的梦想。

    中学毕业后，我当了三年兵。我的战友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兵。我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同被领导抓公差，我熟悉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就像熟悉他们的呼吸哈欠呼噜饱嗝。在那个年代，虽然中国已经恢复了高考，但农家子弟能够考上大学的仍属凤毛麟角，当兵大概是他们跳出农门的唯一可行之路。这些农家子弟兵最大的梦想，就是在部队提干，顺着军官的阶梯上往上爬；即使无法提干，也要争取入党，这样他们也许能够在复员后被安排进入城镇工矿企业内就业，转为非农户口；如果既无法提干，又未能入党，他们就只能重返农村务农，那他们在部队的这一圈就算白转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刚入伍的农村兵，为了争取早晨第一个抢到扫地的扫帚，为了给班长留下好印象，在起床号吹响前十分钟就提前起床，悄悄地穿好军装，再躺进被窝里，起床号一响，便马上箭一般地窜起，直奔放置扫帚的墙角……

    李明（化名）是我当兵时最要好的战友，来自河南农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李明父亲赶上了少有的城市企业去农村招工的机会，成了洛阳一家工厂的工人，但父亲无力使老婆孩子都转为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只能在农村老家务农。李明在家中是老小，当兵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入党、提干，永远离开农村。他聪明能干，在报务员教导队集训时每次考核都是第一名，集训结束前，他又被评为唯一的“优秀学员”，那时他对自己在部队里入党、提干的前景非常自信。

    集训结束后，我们被分到不同的部队，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李明表现非常突出，不论是发报还是收报，他一直都是技术标兵。谁知，就在我们集训结束一年之后，中国军队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不再从普通战士